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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刊，和銷路打不開、一直虧老本有極大的關係，但白色恐怖的肅殺氣氛，才是促成《純文學》之花凋謝的真正原因。這一點均為《林海音傳》及其他回憶文章所忽略。據一度成為臺灣作家卻不寫“戰鬥文學”的“自由派”文人——即香港版《純文學》主編王敬羲寫的紀念林海音的文章中說，《純文學》的終止“是受一宗政治大案的牽累。主持人為了避禍，不惜‘自廢武功’，最後停了刊”——
這要從李荊蓀案談起。60年代在臺灣，是白色恐怖獗獗逼人的時期。文化人朝不保夕，被捕入獄者多不勝數，柏楊、李敖之外，還有崔小萍（傳媒人）、陳映真（小說家）等。而到了李荊蓀被捕（1972），也就達到了最高峰，因為李荊蓀是著名報人（《大華晚報》的總主筆）。我記得在李荊蓀被捕之後不久，1983年11月我因事到了臺北，住在館前路的中國大飯店。一天早晨電話突然響了起來，接聽時發現是林海音的夫君何凡帶著萬分緊張的聲音：“王敬羲，我必須現在來酒店一趟，和你見面談！”當我們約好在酒店的頂樓的咖啡廳見面後，他立刻結束通話了電話。何凡在北京長大，講一口京片子，平時給朋友的感覺是非常平易近人的。那天的緊張談吐，殊非尋常，令我意識到有事發生了。果然，半小時後就見何凡從咖啡廳的門口匆匆走進來。他戴著大近視眼鏡，神色嚴肅，坐在身後，還左顧右盼了一陣子。我為他叫了飲料，他開始說：“王敬羲，林海音有話跟你談。我來替她說。”
他的緊張傳染了我，我怔怔地望著他。
他說：“王敬羲，你回香港後準備一下，《純文學》要停辦了。”那時《純文學》雖然一直虧損，在臺港兩地已出版了超過五個年頭。他說：“《純文學》辦不下去了，林海音辦這個刊物，熬夜校對眼睛都快瞎了。學生書店（《純文學》的投資人）賠了幾百萬臺幣還不算，政府在拉人坐牢啊！”他又左右張望了一下，繼續說：“李荊蓀給拉進去啦，你在外邊想必已經知道了，早幾天主筆團還在一起吃飯，第二天就把人拉進去啦。說拉就拉，誰還敢辦刊物？……現時林海音手頭還有一批稿，再出多一期臺北這邊就決定停刊了。香港那邊，你自己斟情處理吧。”說完他站起身，說句“我先走了”，轉眼就不見了人。14
臺灣版《純文學》停止運作後，香港版《純文學》則由月刊改為雙月刊，出至六十七期終止。跨越三十三年後，即1998年5月，港版《純文學》在香港特區政府藝術發展局的資助下，由王敬羲主持重新復刊，到2000年12月共出了三十二期。這種“純文學”香火不斷的現象，也算是對“問君此去幾時來，來時莫徘徊”的林海音的一個慰藉吧。
余光中（1）
“自首”事件的來龍去脈
《狼來了》：一篇壞文章
余光中在臺灣文壇引起人反感，始於“唐文標事件”。70年代初，臺灣詩壇開始對紀弦所倡導的“橫的移植”1詩風進行反省和清算，唐文標為此寫了三篇抨擊現代詩的爆炸性文章2。余光中參加這場論戰批評對方時，言過其實地把論敵看做是“仇視文化，畏懼自由，*知識分子的一切獨夫和暴君”的同類，給唐文標扣上“左傾文藝觀”3的紅帽子。
1977年至1978年，臺灣發生了鄉土文學論戰。這表面上是一場有關文學問題的論爭，其實它是由文學擴及政治、經濟、思想各種層面的反主流文化與主流文化的對決，是現代詩論戰的延續。它是臺灣當代文學史上規模最大、影響最為深遠的一場論戰。
這場論戰由《中央日報》總主筆彭歌發表的《不談人性，何有文學》4揭開序幕。這篇由短論拼成的文章，矛頭直指鄉土文學的代表作家和理論家王拓、陳映真、尉天驄。作者用老謀深算的眼光和犀利的文筆，尤其是大量引用蔣經國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