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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和三*義資料，硬是要迫出這三位鄉土作家的“左派”原形。第二篇攻擊鄉土文學的文章是余光中寫的。本來，這次論戰的參加者多為小說家，很少詩人上陣，再加上余光中長期在香港教書，可他按捺不住要參加這場論爭，這就不能不使人刮目相看。他在《狼來了》5一文的開頭，以“公開告密”的方式煽動說：
“回國”半個月，見到許多文友，大家最驚心的一個話題是：“工農兵的文藝，臺灣已經有人在公然提倡了！”
文章雖然沒有出現“鄉土文學”的字眼，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這裡講的“工農兵文藝”，是在影射臺灣的鄉土文學。這篇只有兩千多字的文章中卻抄引了近三百字的毛澤東語錄，以論證臺灣的“工農兵文藝”有其“特定的歷史背景與政治用心”，以證明鄉土文學與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隔海唱和，並說：“目前國內提倡‘工農兵文藝’的人，如果竟然不明白它背後的意義，是為天真無知；如果明白了它背後的意義而公然公開提倡，就不僅是天真無知了。”言外之意是它有特別的政治企圖，暗示鄉土文學是共產黨在臺灣搞起來的。緊接著，余光中批評大陸的同時，埋怨臺灣的文藝政策過於寬鬆，對明顯左傾的鄉土作家過於寬容：
*的“憲法”不是載明人民有言論的自由嗎？至少在理論上，中國大陸也是一個開放的社會，然則那些喜歡開放的所謂文藝工作者，何以不去北京提倡“三*義文學”、“商公教文學”或是“存在主義文學”呢？北京未聞有“三*義文學”，臺北街頭卻可見“工農兵文藝”，臺灣的文化界真夠“大方”。說不定，有一天“工農兵文藝”還會在臺北得獎呢。
為了和“工農兵文藝”唱反調，余光中故意生造出一個拗口的“商公教文學”名詞。他反對普羅文學的同時念念不忘“三*義文學”，可見這位非官方人士的政治立場。
余光中認為島內的“工農兵文藝”產生於臺灣退出聯合國等一系列事件之後，這決不是巧合。鄉土作家趁臺灣“外交”受挫折之際，“興致勃勃地來提倡‘工農兵文藝’這樣的作風，不能令人無疑”：
那些“工農兵文藝工作者”立刻會嚷起來：“這是戴帽子！”卻忘了這幾年來，他們拋給“國內”廣大作者的帽子，一共有多少頂了。“奴性”、“清客”、“買辦”、“偽善”、“野狐禪”、“貴公子”、“大騙子”、“優越感”、“劣根性”、“崇洋媚外”、“殖民地文學”等大帽子，大概凡“不適合廣大群眾鬥爭要求的藝術”，每位作家都分到了一頂。txt電子書分享平臺
余光中（2）
這裡講的“清客”、“優越感”、“劣根性”，能否稱為“帽子”還可討論。就是“偽善”等帽子，也只屬於道德層面的批評，可余光中後來回敬對手的帽子，帶有強烈的政治性。他一口咬定主張文學關懷、同情的焦點定在農、工、漁等下層人民身上的文學，就是毛澤東所講的“工農兵文藝”，並把自己所命名的臺灣“工農兵文藝”視為“狼”，以表明自己為維護“三*義文學”，與執政黨政治上保持高度一致的“勇氣”：
不見狼來了而叫“狼來了”，是自擾。見狼來了而不叫“狼來了”，是膽怯。問題不在帽子，在頭。如果帽子合頭，就不叫“戴帽子”，叫“抓頭”。在大嚷“戴帽子”之前，那些“工農兵文藝工作者”，還是先檢查檢查自己的頭吧。
這裡講的“狼”和“抓頭”的動作，已經超越了比喻這一文學修辭手法範圍，使人感到一股殺氣。尤其是“抓”字，是全篇之警策，寫得寒氣逼人。難怪當事人陳映真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