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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膽子找材料、發排。‘管’我們的地方，瞪眼每期檢視。”她又說：“看現在編輯先生這麼輕鬆放手編排的兩岸三邊的文藝徵文、轉載、破口大罵，等等，真是令我羨慕不已，而且怪我自己‘予生也早’了。”10這裡講的“氣氛有異”，係指“*”時期沒有言論自由，如有位臺灣大學教授因在課堂上講授30年代作家作品，被人告發到情治單位，由此受到處分，還差點丟了飯碗。林海音當時冒著風險去介紹“近代”（這一用詞也煞費苦心）作家作品，彌補了因查禁30年代文藝作品使臺灣讀者對五四以來的新文學狀況知之甚少的情況，對一些大陸作家因政治運動頻繁生死不明的情況所產生的誤傳（如臺港就曾有不少作家寫過“悼念”當時還健在的胡風的文章），也起到了澄清的作用。 。。
林海音（4）
夏府客廳：民間文壇的聚會
60年代的臺灣，有官方文壇與民間文壇之分。這是臺灣政治尖銳對立、省籍情結複雜化的結果。林海音編的《純文學》，屬民間文壇的一塊重要園地。她和夏承楹所組成的夏府客廳，更是張道藩所領導的“中國文藝協會”外的另一個文藝中心。這一“中心”的形成，與林海音的熱情豪放、喜交天下朋友的性格有一定的關係。她嚮往熱鬧的生活，樂意幫助朋友，敞開大門歡迎五湖四海的文人到她家做客。不管是本省作家或外省作家、主流作家或非主流作家、文學新人或文壇前輩、男作家或女作家，只要到了林海音的客廳，都會在這位“資深美女”的可親笑容中找到位置。就是國民黨的官方作家，來到夏府同樣會被熱情的女主人所感化，在鬧中取靜的環境中不打官腔。這些人用過林海音做的涮羊肉之後，常常不拘小節，置身於藤椅上，把腿伸得長長的。在愛吃能玩、更愛朋友的女主人營造的自由寬鬆氣氛中，聊天的來客自然不會受“*令”的束縛。如為出版喜樂先生的《喜樂畫北平》所組織的“京味兒之夜”，還有專門以本省作家為主的“臺語片”的聚會，就是談天說地沒有禁忌的最好例子。這就難怪美麗而充滿活力的林海音，每次請客就像寫文章那樣精心構思：從邀請名單到菜譜，從朗誦作品到攝影留念，均苦心經營，使大家到了這裡少談政治多談藝術。在來客留言簿上常看到齊邦媛、羅蘭、琦君、王文興、余光中、隱地、楊牧及其他省籍作家的名字，由此窺見小圈子傾向的破除。
難怪有人說：林海音的客廳，“就是臺灣的半個文壇”11。這文壇，顯然是各種派別的無序組合。嚮往自由而更討厭規範的海外作家，到這裡都有賓至如歸之感，以至感嘆好像只有到了夏府的客廳，參加林派的聚會，“才像回到了臺灣，向文壇報了到”12。
《純文學》受政治大禍牽累停刊
在“*抗俄”的年代裡，信奉自由主義文學思潮的林海音，所高揚的是“純文學”旗幟和創作自由論，這在客觀上正好與政治掛帥的“三*義文學”觀相對峙。在林海音主持下的《純文學》，讓一篇又一篇政治不掛帥而文學形式純正的作品登場，甚至採用日本左派三島由紀夫的評論《結合劇作家的才能與小說家的才能》，在一定程度上是作為“戰鬥文藝”的對立形態和文壇的補充力量出現的。不管當時創辦者對《純文學》刊名作何種解釋，可“純文學”一詞正是對政治壓迫文學的一種反抗，其潛臺詞是認為*文藝受政治支配，常常有“戰鬥”而無“文藝”，不算純正的文學。以這樣的文學觀念編出來的雜誌，自然與主流文學呈不同風貌，這就難為官方所容。就像當年林海音參與編輯的《文星》被當局所*一樣，《純文學》在官方控制的園地裡也顯得異常刺目，有位“立法委員”在“立法院”質詢時就曾造謠，說“林海音當年編的《文星》雜誌是美國人出資辦的，現在又是美國人出資辦《純文學》月刊”13。
《純文學》後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