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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別人的快樂為快樂的人，也憂慮別人憂慮的事情；以別人的衣食為衣食來源的人，應為別人的事而至死不辭。”
想當初，他高中狀元后卻因性格忠直得罪權臣賈似道，被貶出朝。儘管在地方表現得“性豪華，平生自奉甚厚，聲伎滿前”，但一到帝國危難時刻，他卻不畏艱難，“盡以家資為軍費”。
面對虎狼之師的蒙古兵，友人勸告他說，如今元兵三路直逼臨安，而你卻帶著一萬多人的烏合之眾去以卵擊石，這跟趕著一群羊入虎口有什麼區別？
文天祥說，我又何嘗不知，但國家危難，眼下徵召天下勤王，卻“無一人一騎入關者，吾深恨於此，故不自量力，而以身徇之”。
他散盡家財募兵，日夜憂愁奔赴臨安。在江蘇虞橋，他臨時組織的毫無作戰經驗的勤王義軍，被兇悍且久經戰陣的元兵屠戮殆盡，他不得不率領殘兵退保餘杭。
然而，在臨安城外，文天祥卻被拒絕入城。宰相陳宜中等人指責文天祥的勤王之舉是“猖狂”和“兒戲”，因為在更多的文官看來，文天祥越忠誠，就越襯托出他們的明哲保身和委曲求全。一直到當年十一月，蒙古兵已將臨安城團團包圍之時，文天祥才被允許進入臨安城。
帝國已無人可用，德佑二年（1276），文天祥被風雨飄搖的南宋朝廷任命為臨安知府，協助拱衛京師。當時，元朝大軍已逼近臨安城外的皋亭山。在敵兵的震懾之下，比文天祥早12年（1244）考中狀元的左丞相留夢炎開溜了。然後，右丞相陳宜中也腳底抹油了。
臨安城內的鳳凰山皇城中，此時幾乎無人來朝，只有憨直的狀元知府文天祥，和少數一些官員還畢恭畢敬伺立在老邁的太皇太后謝道清，以及5歲的宋恭帝趙?左右。無人可用的太皇太后謝道清，只得頒發懿旨，任命文天祥為右丞相兼樞密使，全權負責與城外元軍主帥伯顏的談判事宜。
王朝即將覆滅，南宋皇族們放眼望去，才發現那些他們曾經寄予厚望的權貴高官一個個倉惶逃命，而那幾個他們壓根不當回事的低階官員，卻始終堅守崗位，甚至不惜遠道千里勤王。
當初共富貴的人，都跑了。剩下他們曾經看不入眼的人，選擇了與他們同生死，共患難。宋朝養士三百年，這是最後的考驗時刻。
圖片
▲文天祥畫像。圖源：網路
宋代以前，中華帝國透過察舉制、九品中正制等方式選拔人才。儘管隋唐開始有了科舉，但是由於人才選拔規模太小，加上多為貴族階層壟斷，所以未能透過科舉制培育出廣大計程車人群體。因此，從根本上說，宋代以前的朝代興衰，更多是貴族間的鬥爭，而與士人群體無關。
但到了宋代，隨著科舉制規模的急劇擴大，平民階層開始有了更直接的渠道參與朝政。北宋末期，每年參與各級科舉應試的學子已經達到10萬多人，而到了南宋時期的12世紀後期，儘管丟失了三分之一的國土面積，但每年參與各級科舉應試的學子還是擴大到了40多萬人。
透過“朝為田舍翁，暮登天子堂”的制度流動，平民階層可以實現階層上升，也因此，士人群體對於國家興亡的擔當意識開始加強，以至於他們敢在皇帝面前公開闡述皇權必須與“與士大夫共治天下”。
在後世強調皇權獨尊的明清時代，宋人的集體自信是不可想象的。陸游曾經回憶說，南宋初年的紹興年間，那時他還是孩童，“親見當時士大夫相與言及國事，或裂眥嚼齒，或流涕痛哭，人人自期以殺身翊戴王室，雖醜裔方張，視之蔑如也”。
陸游的父親陸宰曾擔任淮南路計度轉運副使等官職。雖然只是一位中下級官僚，但陸宰與同僚們對時事和國傢俱有強烈的責任意識，提及抗金大業時“或裂眥嚼齒，或流涕痛哭”，這種情感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