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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筆者認為，周丹的觀點更有道理。筆者也找不出，同Xing愛與同性戀之間有什麼區別。而事實上，張先生的造詞運動也沒有獲得很大的影響。不論是同性戀者，還是異性戀者，使用這一詞的人並不多。因此，透過把同性戀一詞轉變為同Xing愛來消除人們的歧視，是走不通的。
再說說同志一詞。它在同性戀人群中的確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前文中也曾使用到同志一詞，它就是同性戀的意思。把同性戀說成是同志，是香港戲劇家林奕華在1990年發明的。因為同志一詞有點志同道合的意思，而且並不含有貶義，所以在同性戀群體中廣泛流傳。因此，如果你在香港看到了同志酒吧，它的意思是同性戀酒吧，弄錯了可不好。大陸在20世紀末的時候出現了同性戀網站。它們也大都取名為“某某同志”網（如廣州同志等）。不過，這個詞也有它的缺陷，那就是難以被異性戀者認同。至少在現在，人們還習慣於稱這類人是同性戀，而不是同志。另外，同志一詞有其本身的含義，比如黨員之間互稱同志等等。因此，如果作為同性戀含義的同志一詞發展起來，必定會與原來同志一詞的含義發生衝突。這勢必會造成混亂。因此，筆者推測同志一詞恐怕走不了多遠，也就只能在同性戀人群中使用，不能得到公眾的認同。因此，想用“同志”一詞取代“同性戀”，也是不現實的。
那麼，在當代，是不是需要發明一個新詞來稱謂同性戀者呢？
筆者認為，不需要這樣。同樣一個稱謂，在不同的時代，完全可以有不同的評價。比如說自由戀愛吧。在古代時就是不好的。人們覺得兒女的婚姻大事應該由父母做主，這是父母的權力。而現在人們則普遍認為自由戀愛是好事。父母和其他人最好不要干涉。如果強行干涉的話，還可能成為違法行為。當然，古代時大概沒有“自由戀愛”這個詞，不過，那時也應該存在類似的短語，能夠描述這一現象。而筆者覺得，同性戀一詞還算比較中性。人們可以從把它當成“壞事”變成當成“好事”。因此，人們不必改變同性戀這個詞，只要把它的內涵加以改變，比如它不是病，而是一種自然現象等，就能改變人們的觀念了。而且，與其他稱謂相比，同性戀一詞還好很多。比如有人稱同性戀為屁精、玻璃等；港臺一帶則稱基佬。因此，人們不如把創造或傳播新語詞的精力放在改變“同性戀”的內涵上。那樣，“同性戀”一詞的內涵就可能由負面價值轉變為正面價值，也就沒有改變的必要了。另外，在筆者看來，就現有的語詞來看，還是同性戀一詞更有生命力。
從全世界範圍看，同性戀者還是很受歧視的。不過，也有一大批人在為他們說話。當然，也有很多勇敢的同性戀者在為自己說話。前一種是有良知的人；後一種是勇敢的人。福柯就是這個陣營裡的一員，他更新了人們對同性戀的觀念。福柯鼓勵人們追求快樂，而不是墨守陳規。他說：“我們更應該關注快樂，而不是性物件。如果一個男子能夠讓我快樂，那為什麼要拒絕？”福柯繼續說到，我們生活在一個人際關係的可能性極其稀少、極其簡單、極其可憐的法律的、社會的和制度的世界中。當然，存在著一些基本的婚姻關係和家庭關係，但是還有多少關係應當存在啊！福柯指出，同性戀的人際關係和生活方式就是一種創造，同性戀的性活動具有改變文明面貌的作用。簡言之，在福柯眼裡，同性戀絕不是一種可憐的、躲在角落裡的生活方式，它不僅具有正面的價值，而且對這種生活方式的模仿，可以拓展人際關係的空間，使它變得豐富多采，健康快樂。福柯因此吶喊說，只要男人與男人的婚姻不被承認，就談不上有文明存在。
中國也有一批人在為同性戀說話，比如李銀河等人。李銀河把福柯的觀點系統地傳入中國社會。此外，她和王小波多次表示，同性戀是人類一種自然而正常的情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