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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斯的結構，再加上索德伯格的某些段落選擇。
索德伯格的熱潮還沒有消退——“誰都想認識我。”他抱怨說。7月9日，他把金棕櫚胡亂塞到自己的車廂裡，駛入洛杉磯東部的荒漠地帶，向弗吉尼亞的夏洛茨維爾開去。他選擇在夜間行駛以避免車廂裡太熱了。艾麗森說：“史蒂文是那種在自己當下生活的地方很不開心的人。如果他住在洛杉磯，又想去紐約，如果住在紐約，又想還是去洛杉磯吧。”他們全家曾經在夏洛茨維爾生活過一段時間，他8歲的時候，就已經在那裡開始玩棒球了。“他想回到曾經給過他許多歡樂的老家看看，”艾麗森接著說，“但是，到頭來，他在哪兒都無法真正地享受生活。”索德伯格一直都承認：“《性、謊言和錄影帶》帶給我的成功和我的慾望之間是不匹配的。我既沒有期望過它，也不想要它。《性、謊言和錄影帶》獲得了成功，我卻因為享受它而犧牲了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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憤怒的藝術家 1989（14）
1989年8月4日，米拉麥克斯舉行《性、謊言和錄影帶》的首映式，在這個季節放映看來是一種聰明的反檔期的做法。夏季放映的那些重磅炸彈勢頭在開始減弱，那時一些頭腦並不僵化的觀眾渴望看到點能夠經得起咀嚼的東西。首映式結束後觀眾反響十分熱烈，索德伯格有一種飄飄然的感覺。他在日記中吐露：“我認為，許多忽然獲得成功的人變得失常是因為他們認為自己應該更加開心，一旦沒有這種感覺，他們就覺得一定是自己出了毛病，於是就陷入自毀行為中。我的運氣其實已經相當不錯，可是我個人還遠沒有18個月以前開心。我認為，把你的自我想像與你在電影界感覺到的成功聯絡在一起，這種想法是很糟糕的。只能徒添個人的痛苦。”
一部獨立電影要想在大城市突破1000萬美元的大關，還需要發揮城郊的作用。蔡德曼已經用《醜聞》開闢出一條道路，《性、謊言和錄影帶》直接沿著《醜聞》的道路走下去。“要達到那個水平，即便在今天，也需要投入更多的人力去做發行，就像索尼經典公司那些把電影視為很神聖的人們那樣。”傑克·福利說，“許多影片封閉在坎布里奇的奧遜·威爾斯（Orson Welles）或者洛杉磯的地標劇院或者萊姆勒斯（Laemmles）這種地方。你不能把藝術電影放在某些影院放映，比如大型購物中心，因為這樣會把它們低俗化、商業化。這是一種愚蠢的精英主義觀點。最後馬蒂·蔡德曼終於說：‘別當寶貝似的，隨他去吧。管它高貴與低下呢，就當是一種商業行為。讓我們來賺錢吧。’哈維總是把藝術電影打造成聰明電影（Smart Film）。但是如果沒有馬蒂打破那些陳規戒律，他們是永遠不會獲得成功的。”
“這就像往地板上潑水一樣。”蔡德曼說，“它能瀰漫多遠？你不知道，它只是一個勁地漫延。”在溫氏兄弟的野心以及媒體渴望新奇事件的驅動下，《性、謊言和錄影帶》簽了為數有限的發行合同，後來才擴大到各個主要城市，放映了五六百場。“幾乎每個地方都放映過，那些從來沒有放映過偏門電影的城市，那些一般從不放映偏門電影的劇院，都在放映這部影片。”蔡德曼接著說，“但是，你永遠別過高估計放映者的貪婪。他們看到這些數字時，會不以為然的。”放射狀發行模式帶來的問題是需要開支昂貴的宣傳費用。賓厄姆·雷說：“到了這種地步，在公映日你得投放四英寸厚的廣告，這樣大家才會注意到。在紐約公映一部影片總共得花上萬美元，你就別想在電視上給一部獨立電影或者外國電影做廣告了。而且這還只限於印刷費。如果你真想冒險，而且手頭的錢更多一些，可以嘗試在古典樂電臺做廣告。哈維從《性、謊言和錄影帶》開始在電視上投放廣告，拉里·埃斯蒂斯說：“為了賺到25萬美元，你只拿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