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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越美談判問題，中國在1965年初至1968年初的越美對話試探期間，一直主張談判的條件、時機和決定權要掌握在越南手裡，時機不到就不應與美國方面謀求接觸，尤其不能降格以求。[2]當1968年4月3日越南政府宣佈隨時準備派代表團與美國代表進行接觸，越美巴黎談判於5月13日正式開始[3]後，中國方面進一步加強了對越美和談活動的幹預態度，明確將反對和談的重點放到了反對投降妥協上，強調越南不應對美國做出實質性讓步，使自己喪失談判桌前的主動權。[4]
但是，中蘇邊界衝突加劇，兩國關係持續緊張的現狀，特別是8月蘇聯出兵捷克斯洛伐克的行動，使中國切實感到了來自蘇聯方面的戰爭威脅，以及擺脫與美蘇兩大國同時對抗的不利境地的必要性。而美國收縮其亞太戰略的趨向，以及越美和談開始，美國宣佈從11月1日晚8時起停止轟炸和襲擊越南北方[5]的事實，則從客觀上減輕了中國南部的壓力。於是，毛澤東著手調整中國的對外戰略。這種動向，首先反映在他對越美和談態度的變化上。或者可以說，毛澤東在對越美和談態度的把握上已經融入了戰略考慮的因素。
此時，毛澤東不僅一直沒有就越南的讓步傾向發表意見，而且還在11月14日聽取周恩來關於與范文同會談情況的匯報後表示：一切由他們自己做主。接著，他又在11月17日會見范文同時明確提出：我贊成你們又打又談的方針。我們有那麼一些同志，就是怕你們上美國人的當。我看不會。這個談判不是同打仗一樣嗎？在打仗中間取得經驗得出規律嘛！有時是要上些當的，正如你們所說，美國人說話不算數。[6]這種態度與他以前所堅持的越南不能降格以求、防止受欺騙的意見相比較，發生了重大變化。此變化的要點不是在形式上贊成邊打邊談，[7]而是從內容上有所突破，其突出反映為兩個層次，其一，中國不要再過多幹涉越南方面與美國的談判。其二，越南可以做出讓步或妥協，上些當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這種轉變的意義在於，它向越南人明確表示北京已決定不插手越美和談問題，不再反對河內的讓步政策，中國對越美和談的立場有了更多的靈活性。如果中國方面發生這種變化的資訊能夠反饋到美國方面，則不啻於向其下一屆總統尼克森發出了訊號，使之看到藉助中國力量解決越南問題的希望。[8]
11月25日，經毛澤東批准，中國方面主動向美方提出了於1969年2月20日恢復舉行中美大使級會談的建議，並在透過新聞廣播發布這一訊息時提到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問題。[9]次日，外交部新聞司發言人又在就第135次會談會期問題發表的談話中再次提出，中美兩國應簽訂關於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協定。[10]中國這時對美重提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問題，真實的意圖應是在美國對越戰的降級趨勢將對中國安全態勢產生影響的情況下，進一步試探美國方面在對華政策上的考慮，以切實解決南顧之憂問題，為邁出轉變對美政策的步伐做鋪墊。事實上，這種姿態確實引起了華盛頓中國問題專家們的反應，根據他們的回憶，中國人公開援引這一&ldo;原則&rdo;還是文化大革命開始以來的第一次，由此認為北京發出了一個準備返回國際舞臺的資訊。即將就任總統的尼克森則在獲悉這一訊息後立即指示其對外事務代表，要求國務院通知中國人，新政府將歡迎2月份的華沙會議；一俟就職便會採取行動。[11]
時隔數日，周恩來在接見外賓時也特別談到：對帝修反的鬥爭要講政策，講策略，總要有戰略部署，也要有靈活的戰術，各個擊破。一個時期總是要抓住一個主要的敵人和它最忠實的夥伴，集中打擊它。要利用它們中間的矛盾，利用它們不同的利害關係。不僅要把全世界一切能團結的革命人民聯合起來，包括革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