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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義者，而且要利用跟主要敵人有矛盾的力量，作為間接同盟軍。[12]以此進一步詮釋了毛澤東這時關於對美對越關係的戰略思考。此後，由於華盛頓在考慮結束越戰問題時一開始就希望中國能夠影響越南在談判中讓步，故而，中國方面於考慮中美和解與越戰之間的關係時，實際已把對越美和談的態度當作了一個重要籌碼。
1969年1月，毛澤東在打破中國反對越美和談的常規之後，對尼克森就職演說中鬆動美中關係的暗示做出了第一步回應：批示&ldo;照發&rdo;《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評論員文章《走投無路的自供狀‐‐評尼克森的&ldo;就職演說&rdo;和蘇修叛徒集團的無恥捧場》，並指示&ldo;尼克森的演說也應見報&rdo;。[13]以此，透過由《人民日報》轉載的方式，向美國發出了微妙的呼應資訊。
2月初，尼克森致函基辛格，指示要充分鼓勵政府&ldo;探索恢復與中國人關係的可能性&rdo;的態度，而且著手在私下進行；並要求國家安全委員會東亞各組研究對華政策及其目的和利益，包括可供選擇的政策取向，以及價值和風險等問題，3月1日前提交報告。[14]此時，中國方面儘管因中國駐荷蘭臨時代辦叛逃美國一事決定推遲原建議於2月20日舉行的中美大使級會談，[15]毛澤東卻並沒有為此終止他的戰略思考，而是於2月19日指示陳毅等四位元帥研究國際問題。[16]
對於中美雙方政策變動的跡象，越南方面已敏感地覺察到了。3月22日，春水在同美方代表舉行的秘密會談中告誡說，美國想利用蘇聯和中國的分歧決得不到什麼好處；儘管中蘇爭論已持續將近十年，但他們多年來都在援助北越，而且將繼續這樣做。[17]不過到4月以前，中美關係實質上仍然凍結在互不瞭解、互不信任的敵對狀態。尼克森這時雖然具有了走向中國的意向，但就其外交政策而言，尚未實現&ldo;革命性&rdo;的轉變。3月初中蘇珍寶島武裝衝突事件發生後，是月上旬，尼克森向赴美參加艾森豪葬禮的戴高樂表示他決定同中國對話，請戴高樂向中國領導人轉達他改善對華關係的願望，[18]可事實上，美國這時並沒有真正意識到中蘇關係的惡化程度。3月14日，尼克森於記者招待會上宣告批准&ldo;衛兵&rdo;反彈道飛彈計劃可使美國在中國的核進攻面前將損失減少到最低限度的同時，還進而暗示在遏制、反對中國方面，美國與蘇聯有共同的利益和目的。[19]這無疑加重了中國的憂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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