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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5日，經毛澤東批准，中國方面主動向美方提出了於1969年2月20日恢復舉行中美大使級會談的建議，並在透過新聞廣播發布這一訊息時提到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問題。[21]次日，外交部新聞司發言人又就第135次會談的會期問題發表談話說：中國政府在中美大使級會談中一直堅持兩項原則，第一，美國政府保證立即從中國領土臺灣省和臺灣海峽地區撤出他的一切武裝力量，撤出他在臺灣省的一切軍事設施；第二，美國政府同意中美兩國簽訂關於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協定。[22]中國這時對美重提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問題，真實的意圖應是在美國對越戰的降級趨勢將對中國安全態勢產生影響的情況下，進一步試探美國方面在對華政策上的考慮，以切實解決南顧之憂問題，為邁出轉變對美政策的步伐做鋪墊。事實上，這種姿態確實引起了華盛頓中國問題專家們的反應，根據他們的回憶，中國人公開援引這一&ldo;原則&rdo;還是文化大革命開始以來的第一次。由此做出了初步結論：北京發出了一個準備返回國際舞臺的資訊。並且開始琢磨，中國的這種姿態是因憂慮中蘇關係日益緊張及蘇侵捷事件的影響而尋求藉助西方建立一種抵銷政策呢？還是直接就是對《外交季刊》1967年10月號上尼克森文章中倡議扭轉對華關係跡象的直接反應。但不論怎樣，在極為複雜而又精深微妙的外交棋局中，中國走了開局的第一著棋。國務卿臘斯克當時就認為美國應該接受中國的建議，只是決定權現在掌握在繼任人尼克森的手裡。過渡時期尼克森的對外事務代表羅伯特&iddot;墨菲獲悉這一訊息後及時予以通報，尼克森當即指示他要求國務院通知中國人，新政府將歡迎2月份的華沙會議；一俟就職便會採取行動。[23]
繼毛澤東透過在和談問題上態度的變化顯示出對美對越關係新的戰略思考之後，周恩來於11月30日會見柬埔寨人民革命黨負責人時談到了對帝修反的鬥爭策略：要講政策，講策略，總要有戰略部署，也要有靈活的戰術，各個擊破。一個時期總是要抓住一個主要的敵人和它最忠實的夥伴，集中打擊它。要利用它們中間的矛盾，利用它們不同的利害關係。不僅要把全世界一切能團結的革命人民聯合起來，包括革命的民族主義者，而且要利用跟主要敵人有矛盾的力量，作為間接同盟軍。[24]這實際已是對毛澤東此時戰略考慮的一種詮釋。
總之，到1968年11月，中國對越美和談的指導方針隨毛澤東態度的轉變而做出了重要的調整。此後，在中美試探性接觸，謀求高層會晤，最終實現和解的過程中，雙方關係每遇反覆，中國都會在越美和談問題上做出或反對、或贊成的反應，而對越南的道義、物質支援和援助則基本沒有大的變化。[25]由於華盛頓在考慮結束越戰問題時一開始就希望中國能夠影響越南在談判中讓步，故而，從中國方面來說，于思考中美和解與越戰之間的關係時，客觀上已把對越美和談的態度當作了一個重要籌碼；而就美國方面言之，事實上也已將北京在此問題上態度的變化看作是中國對越、對美政策的一種不容忽視的動向了。
中美緩和與援越抗美‐中國外交戰略調整中的越南因素 李丹慧
提 要：
1968年11月至1973年5月中國調整外交戰略、實現與美國和解的程序中始終存在著越南因素的影響。中國在處理並存的援越抗美革命外交方針與緩和對美關係務實外交方針這對矛盾時，對越美和談的態度及對越物質援助的方針相應地不斷發生變化。中國以越南問題為軸心推動了美國調整對華政策的步伐，中美關係解凍，隨著越戰的結束，雙方著手進一步落實聯合抗蘇的戰略構想。但與此同時，中越之間的裂痕逐漸加深，越南最終投入了蘇聯的懷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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