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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都能見面。巴老給我有五十多封信，這些信後來被“造反派”弄丟了。“文革”迫使我們中斷聯絡達六年之久，直到一九七二年才重新通訊聯絡。一九七三年春，我從北京回河南團中央“五七”幹校，利用只憑一張單程票就可報銷來回車票的規定，悄悄繞道上海看望巴老。這次會面，除我與老伴暗中策劃，沒有告訴任何一個人。我突然到了巴老家，巴老喜出望外。根據以前做地下工作的經驗，我宣稱是來上海看眼病的，機關的同志都知道我有眼病。第二天一早即去醫院看病，掛號證儲存至今。
在上海只有三天時間，我又同巴老睡一張大床。巴老一九四二年回成都，我和巴老睡在一起。當時正是巴老創作最旺盛的時候。時隔三十年，我又和他睡在一起，他卻碰到這樣不公平的遭遇。我睡覺時打鼾，原想等巴老睡著了我再睡。可是他睡著以後，我卻久久不能入眠。我在一篇短文中曾記敘當時的心情：“我深切期望他能擺脫這不幸的處境，但我自己也不知道那黑暗的日子什麼時候才能結束。”……這次見面，我不敢深談，但和巴老的心靠得很近，互相理解和信任。離開上海那天早上，天下大雨，巴老為我穿上雨衣，互道“保重”。我實在捨不得離開巴老，但又不能不按時回到那要我“脫胎換骨，重新做人”的五七幹校。我淋著大雨去車站，滿臉是水，有雨水，也有淚水。
我和巴老的交往（2）
作家李累看了我寫的散文《我淋著雨，流著淚，離開上海》後說：“李致想見巴金，竟然像解放前國統區做地下工作一樣，悄悄地相會；叔侄同睡一張床上，也‘不敢深談’。難道這僅僅是巴金與李致兩人的遭遇嗎？不！這個側面，這個片段，反映了‘文革’中的中華民族的悲劇。”好不容易盼到粉碎“四人幫”，巴老在信上給我說：“‘四人幫’垮臺我可以安心睡覺了。我得罪過張、姚，倘使他們不倒，總有一天會把我搞掉，這些‘人面東西’。”接著又盼來改革開放的新時期。在這一期間，我和巴老有過多次見面和深夜長談，互相搶著說話，直到九姑媽一再催促才上床。
八十年代後期，當巴老因為寫《隨想錄》太疲倦，快到“心力衰竭”的時候，他曾希望我退下來幫他做點工作，例如整理他的日記、佚文、書信等等；在他不能工作的時候，代替他幫助王仰晨編好《全集》的後一部分。可是我又當選為省政協秘書長，以致巴老感到“現在這些都成為空想”，這也是我感到十分遺憾的。如果我久沒去上海，巴老會惦記我。一九###年七月，巴老在給我的信上說：“我仍在醫院，大約###月回家。回家後可能感到寂寞。……你有機會過上海時，可以找我談談，你可以理解我心上燃燒的火，它有時也發發光，一旦錯過就完了。”這一生，巴老為我付出很多，我為巴老做得很少。我寫過一篇名為《不知如何彌補》的散文，表示自己的內疚。從一九七二年起，巴老給我的信有二百五十多封，其中一百九十二封收入《巴金全集》。
我是巴老的侄子，但更重要的是我是他的忠實讀者。我是受“五四”新文學的影響成長的。我喜歡讀巴老的書，尊重他的人品。我信仰他的主張：生命的意義在於奉獻不是索取。去年，有位記者問我巴金的侄子這個“身份”給我帶來什麼？我說“身份”不能帶來什麼，是巴老的文章和人品教育了我。如果一定要說“身份”帶來什麼，就是讓我接受許多重複的採訪，浪費一些時間；讓我損失了不少照片，借出去收不回來。
巴老一貫重視做人，對此我有較深的感受。二十多年來，我在這方面寫了一些散文和隨筆。去年，為慶祝巴老百歲華誕，三聯書店為我出了一本書，名為《我的四爸巴金》，彙集了我所寫巴老的散文和日記。我心中的巴老，大多寫在這本書上了。巴老不喜歡他的親人寫他，我們的小林、小棠至今沒寫過巴老，其實他們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