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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大嫂活到一九八〇年才去世，時年八十又二。一九七八年我因公回川，還見到她，後曾在一篇文章裡提到過。他的孩子們而今全工作得很好，生活得很好，有的還離退休了。連孫兒女們也有了下一代，有的更遠去國外攻讀專業。他在舊社會未得實現的理想，新中國中他的孫兒女倒並不困難地就出了國。大哥如在九泉有知，也該會滿意地笑了，會承認自己軟弱，悔不該服下毒藥為舊思想舊生活所迫害。豈不冤乎，悲乎？
一九###年十月二十日
我和巴老的交往（1）
我的父親是巴老的大哥。我是巴老的侄子。
一般人只知道巴老是四川人。四川人多是外省移民去的。我們李家的祖籍是浙江嘉興，清朝嘉慶二十三年（公元一八一八年），巴老的高祖父李介庵入川定居。到巴老這輩，是入川的第五代；我這輩是第六代；我的兩個小孫女則是第八代。
巴老誕生的時候，李家是一個封建的大家庭，共三大房。我們這一大房以巴老的祖父李鏞為首，他有五個兒子。巴老的父親叫李道河，是長子。巴老的大哥即我的父親，叫李堯枚。巴老的三哥叫李堯林，即翻譯家李林。三哥是按大排行（李鏞的子孫）叫的。巴老還有兩個胞弟：一個叫李採臣，在銀川；一個叫李濟生，在上海。按大排行，巴老共有兄弟二十三人，姐妹十六人。最小的二十三弟、我的二十三叔，是我的高中的同班同學。四川人說：么房出老輩子。
一九二三年，巴老與他的三哥離開成都去南京讀書。在闊別家鄉十八年後，一九四一年巴老首次回成都。當時，原來的大家庭已經崩潰；加上日本侵略中國，在天津的三爸無法給成都老家寄錢，生活十分困難，我繼祖母和母親各自帶子女回孃家居住。巴老回來，住在我們這個小家裡。我十一歲，對巴老的印象不深，記得他常帶我幾個姐姐看電影，說我看不懂，給我錢買郵票，我從小喜歡集郵。一九四二年巴老第二次回家，住了四個多月，我和他同睡一張大床。白天，除上學外，我老在外面玩，連吃飯都要大人“捉拿歸案”。巴老開玩笑說：“我給你改個名字，不叫李國輝（這是我的原名），叫李國飛好了。”當時，不少青年請巴老題字，我也拿了本子請他寫。他毫沒推辭，用毛筆給我寫了四句話，即：“讀書的時候用功讀書，玩耍的時候放心玩耍。說話要說真話，做人得做好人。”
我小時候對這四句話理解不深，最擁護的是“玩耍的時候放心玩耍”，因為我外祖母要我“有空就讀書”。隨著年齡增長才加深理解，這四句話影響了我一生，我還用它來教育子女和孫子輩。平常，我們家有這樣一個傳統：犯了錯誤，只要講真話，可以從輕處罰或免於處罰。用我外孫的話，叫做“誠實就不捱打”，儘管我從來沒有打過子女。至於我，“文化大革命”中受審查，無論靠邊站、被奪權、關“牛棚”、被批鬥、進幹校，交待自己的問題或給別人寫材料，我從沒說過假話，併為此挨“造反派”打過。
從巴老一九四二年回成都起，他開始擔負全家生活費用，並供給我和四姐上中學讀書。為了節約開支，我們又和繼祖母住在一起。直到一九五五年，巴老路過重慶，打電話找我，時隔十四年再得以相見。我那時二十六歲，以成人的資格開始與他交往。這以後的十年，無論我在重慶、成都和北京，巴老經常寄書給我，幫助我在藏書上“先富起來”。無論巴老來北京開會，或我去上海出差，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