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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感受更多更深。一九八一年，我用筆名寫了巴老的第一篇短文（即《永遠不能忘記的四句話》）。發表後，有一些報刊轉載。上海的《兒童文學選刊》要我寫作者簡介，我怕“露餡”，不敢寫。可是，在成都市少年兒童開展“向巴金爺爺學習”的活動中，一家報紙未與我商量刊載了全文，並把筆名換成本名，在姓名前還加上了我的職務。我大有被“曝光”之感，頗為尷尬。既如此，就豁出去了，反正我寫的是事實，沒有瞎吹，文責自負。以後乾脆用本名寫有關巴老的文章。幸好巴老知道這個過程，沒有就此責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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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各有志，最要緊的是做人（1）
巴老很看重做人。一九四一年，他教我“說話要說真話，做人得做好人”。事隔五十二年，一九九三年我去杭州看望巴老。臨別前一天下午交談，他第一句話就說：“人各有志，最要緊的是做人。”巴老這句話，我當成家訓，請人書寫為橫幅掛在牆上。
巴老對我，更多的是身教。我講一些主要的感受：
一是巴老“即使餓死也不出賣靈魂”的骨氣。我一九七三年悄悄去上海看望巴老，最使我吃驚的變化是：巴老滿頭白髮。它印證了巴老在“文革”中，精神和肉體上所受到的迫害。給巴老加上各種罪名，在全市電視大會上批鬥。十四卷《巴金文集》被打成“邪書”。巴老的家幾度被抄，六、七間書房被封，全家人擠在樓下居住。小棠被下放到安徽農村當“知青”。稿費存款被凍結，只能領取生活費。我問巴老生活上有無困難？他說：“已經告訴姑媽，必要時可以像我早年在法國一樣，只吃麵包。”巴老的夫人蕭珊在磨難中患癌症，因得不到及時治療而離開人世。我在照片上看見蕭珊媽媽全身蓋著白布床單，巴老穿一件短袖襯衫，左袖上戴著黑紗，兩手叉著腰，低著頭在哭泣。我突然感到自己也到了現場，和家人一起給蕭珊媽媽告別。
這次見面，令我最寬慰的是：巴老身體健康，精神未垮。儘管我們不敢深談，我能感受到他十分關心國家民族的未來。他在家裡翻譯赫爾岑的書——明知無法出版，只為送給圖書館，供人參考。以後知道，巴老每天翻譯幾百字，彷彿同赫爾岑一起在十九世紀俄羅斯的暗黑裡行路，像赫爾岑詛咒尼古拉一世的統治那樣詛咒“四人幫”的法西斯專政。巴老當時平靜從容的態度，表現了他“威武不能屈”的硬骨頭精神，也就是他重新提筆所寫的第一篇文章所說：“我即使餓死，也不會出賣靈魂，要求他們開恩，給我一條生路。”
二是巴老一生的信念：生命的意義在於奉獻，而不是索取。粉碎“四人幫”不久，巴老患帕金森氏症，幾次骨折，舉筆重千斤。巴老在與疾病作鬥爭的同時，一直堅持寫作。我工作過的四川人民出版社，陸續出版了四本《巴金近作》和《巴金選集》（十卷本），最後一本近作結集《講真話的書》，包括了他重新提筆後的全部著作（共八十多萬字），深知他所付出的心血。八十年代末，巴老曾對我說，在他做完工作以後就休息，好好地看武俠小說。可是，天知道何年何時才是他做完工作的時候？我多次勸巴老要把健康放在第一，而他一再強調：“如果不工作，生命就沒有意義。”我們還為此辯論。我說“人有不可迴避的自然規律”，他已做了很大的貢獻，即使不能工作，他的“健在就是力量”。巴老似乎同意我的看法，說冰心健在對他就是力量，但他實際上仍像“春蠶”吐絲一樣地工作，說自己“已死絲未盡”，編《全集》和《譯文集》，艱辛地為此寫跋。巴老甚至希望能再活一次，重新學習，重新工作，把全部感情獻給他熱愛的讀者。當我六十歲快離開領導工作崗位時，他笑著對我說他“六十六歲才進‘五七’幹校”。我知道：這是他對我的啟示和鼓勵。
巴老是作家，完全靠稿酬養活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