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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他人，也不需要任何物質世界的幫助。整個歷程都是心靈的、超自然的、個體的。
然而隨著新觀念的出現，佛教發生了劇變：這個原本不受外界影響、純粹依靠自我發展的宗教，如今卻借鑑了許多其他宗教的做法並建起更多聖地，使通往徹悟和佛國的路途更加令人神往。與佛陀相關的佛塔和寺廟被興建起來，併成為人們朝拜的地點。同時，佛經也指導人們如何做才能使佛教的理念更真實、更具象。該時代的《妙法蓮華經》就說道，向寺廟獻花和敬香可以得到保佑；同樣，僱用樂師“擊鼓吹角貝，簫笛琴箜篌，琵琶鐃銅鈸”也有助於朝拜者證得佛果。信徒們力求使佛教看得見、摸得著，以便使它在越來越嘈雜的宗教環境中更具有競爭力。
另一種新觀念是捐贈，特別是捐贈給那些沿印度到中亞紛紛興起的新寺院。捐錢、捐珠寶、捐其他禮品等行為成為常規，因為慷慨施捨被認為有助於“脫離苦海”。《妙法蓮華經》和當時的其他經文裡甚至還羅列出哪些珍貴的物品可以被用來捐贈：珍珠、水晶、黃金、白銀、青金石、珊瑚、鑽石，這些都是最受歡迎的禮物。
在從塔吉克至烏茲別克南部的谷地興建的大型灌溉專案，同樣見證了這一地區隨著文化的活躍和商業交流的進行，逐漸開始出現的富庶和繁榮。隨著越來越多的富豪精英來到當地，這裡很快由僧侶聚集地變成了宗教活動中心，並吸引了大批學者——他們忙於編輯佛教經典，抄錄並翻譯成當地語言，以便讓更多的人能接觸到佛教教義。這也是宗教傳播的方式之一：商業活動為信仰的擴散開啟了大門。
公元1世紀前後，佛教的傳播沿商人、僧侶和旅者的足跡從印度北部迅速朝周圍擴充套件。向南，在德干高原，大量的石窟寺紛紛建成，沿途的佛塔一直延伸到印度次大陸的深處。向北和向東，佛教的傳播因粟特商人的活動而生機倍增，他們在連通中國和印度河谷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就是這些來自亞洲中心的旅行商人，憑他們之間的密切交往和相互信任一直在長途貿易活動中佔據著主導地位。
宗教也是他們商業成功的關鍵因素。隨著更多的粟特人成為佛教徒，他們在主商道上建起越來越多的佛塔，如在巴基斯坦北部罕薩（Hunza）谷可以見到的：無數過路的粟特人將自己的名字刻在佛像邊的石頭上，以求漫長的旅程平安而有收穫——顯然，這些離家遠遊的人正在尋求一種精神上的慰藉。
並非只有小規模的石刻能夠證明這一時期佛教的繁榮。喀布林（Kabul）周圍有40多座寺院，包括一座讓後來的參觀者歎為觀止的建築。那位參觀者寫道：它的美妙可比春天，“通道由縞瑪瑙鋪墊，牆壁由紫色大理石砌成，大門是金鑄的，地板是純銀的。放眼看去，四處星光閃爍……門廳裡有一尊金色神像美若月亮，安放在鑲滿珠寶的寶座上”。
不久，佛教思想向東傳播，跨越帕米爾高原傳入了中國。至公元4世紀始，佛教聖地已遍佈中國西北的新疆地區——比如塔里木盆地壯觀的克孜爾石窟，裡邊建有禮拜堂和唸經、睡覺的地方。沒過多久，在中國西部，如喀什、庫車和吐魯番，便佈滿了新生的佛教聖地。至公元5世紀60年代，佛教的思想、活動、藝術和形象已成為中國主流文化的一部分，與傳統的儒家思想形成激烈的競爭。這得力於來自草原的新王朝——北魏的大力支援。像之前的貴霜帝國一樣，北魏寧可拋棄舊傳統而提倡新觀念，捍衛有助於強化朝廷執政合法性的思想。巨大的佛像在平城和洛陽紛紛豎起，一直延伸到魏國的東部，一座座寺廟也在人們慷慨的捐贈下湧現出現。這些都向臣民們傳達了一個明確的資訊：北魏政權的成功源於它是神聖宗教體系中的一部分，而不只是戰場上魯莽的勝利者。
佛教在通往西方的主要商道上也產生了相當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