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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借鑑、相互改善並最終煥然一新的大熔爐。
自亞歷山大大帝將希臘的觀念文化帶到東方之後，東方的思想很快就有了新的方向。佛教的種子在亞洲迅速播撒，特別是在阿育王的大力支援之下（他在公元前3世紀建立印度帝國之後，對屠殺場面深感悔悟，開始努力推廣佛教）。這一時期的碑文證明，在敘利亞甚至更遠的地方都有大量的佛教信徒在拜佛祈禱。有一支宗教被稱作“治癒者”（Therapeutai），在埃及的亞歷山大港發展了幾個世紀，其特徵和佛教別無二致，包括使用寓言式的經文、強調透過祈禱獲得精神覺醒以及擺脫自我以求得內心平靜。
原始資料的模糊表述使我們很難準確地追蹤佛教的傳播途徑。然而幸運的是，當時大量的文學作品都描述了佛教在印度次大陸流行並傳播到其他地方的情況。地方統治者必須決定是否容忍其出現，是取締禁止還是接納支援。有個人就採取了後一種策略，他就是公元前2世紀時的巴克特里亞國王彌蘭陀（Menander）——亞歷山大大帝手下大臣的後代。據《那先比丘經》（Milindapa？hā）記載，國王在一個得道高僧——他的睿智、熱情和謙恭與當時世界的膚淺形成了鮮明的對比——的勸說下，皈依了新的修道之路，並堅信自己能夠透過佛教的教義悟道。
絲綢之路上的智慧空間和神學空間十分擁擠，神祇和宗教派別、神職人員和地方首領在這裡相互競爭。這不是一般的較量。這是一個人們特別能接受從世俗觀念到超自然觀念的時代，並且是一個宗教信仰承諾能解決任何問題的時代。不同信仰之間的競爭都帶有濃厚的政治色彩。所有這些宗教——無論是印度教、耆那教、佛教還是那些根植于波斯的瑣羅亞斯德教、摩尼教，還是西方的猶太教、基督教以及即將問世的伊斯蘭教——或在戰場上取勝，或在談判桌上取勝，爭相向人們展示其文化的優越和神明的靈驗。對錯的原則簡單而粗暴：一個得到神或眾神眷顧的世界才能夠發展壯大，而那些崇拜虛假偶像、相信空頭承諾的國家則註定遭受重創。
統治者很願意為在競爭中佔優的宗教投資，比如興建豪華的神殿。因為透過強化與這些擁有極高道德權威和政治權力的祭司的關係，統治者能更好地掌控政權內部的各種勢力。這並不意味著統治者處在被動地位，一味聽從某個獨立宗教集團（有時可能還是世襲的）的教義；相反，統治者可以透過引進新的宗教強化自己的權威和地位。
貴霜帝國（公元1世紀從印度北部延伸到中亞大部分地區）便是一個典型的例子。這裡的國王崇尚佛教，但同時也左右著佛教的發展和演變。這對於一個非本土的統治政權來說至關重要，他們需要透過宗教增強其統治的合法性。而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融合各種元素，使宗教觀念能夠被儘可能多的當地人瞭解、接受。於是，貴霜建立了神廟（Devakula），或稱“眾神殿”，昇華了一種該地區本就普遍流行的宗教觀念，使之與佛教相融合。
巴克特里亞的彌蘭陀王最先在他鑄造的錢幣上宣稱，他不僅是統治者，而且是救世主——他專門強調這一點並在錢幣上用希臘語和印度語兩種文字進行雕刻。貴霜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它成立了一個號稱是和神有直接聯絡的宗派，確立了統治者和臣民之間的尊卑之分。旁遮普（Punjab）塔克西拉遺址（Taxila）的碑文很好地體現了這一點，它用粗體字刻道：統治者“是偉大的國王，是眾王之王，是天神之子”。這與《舊約》和《新約》中的說法如出一轍：王者是救世主以及通往來生的大門。
同樣在公元1世紀前後，佛教發生過一次重大變革，即宗教開始影響信徒們的日常生活。在傳統意義上，佛陀的教義直截了當，即遵循“八正道”，脫離苦海，到達涅槃。到達極樂世界的過程中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