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窮也。&rdo;縱覽事後的局面,他看得精。
其實就在清康熙二年(公元1663年),清軍聯合荷蘭艦隊攻陷金門,拔去鄭氏集團在中國大陸的最後一個據點後,&ldo;棄臺&rdo;論就一直甚囂塵上。在明珠、康親王傑書等一干執掌國家大政的清朝權貴眼裡海洋是沒有價值的,籌備跨海攻臺,更非精於騎射的八旗軍的強項,一心用兵,只能提高漢八旗水師的價值,抬高他們身後的漢官們的身份,這是他們更不能容忍的。而同時,組建水師的巨大花費,更讓他們心疼不已。所以多年以來,多數清廷權貴對此都極力抵制,甚至在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施琅率軍攻克臺灣後,許多滿族大臣依然頻繁上書,堅稱&ldo;荒島無益,徒縻錢糧,不如棄之&rdo;。康熙本人,在攻臺還是棄臺的問題上,長久以來也猶豫不定。這樣的背景下,如果能夠採取靈活的外交方式,促使清廷放棄攻臺的動議,並非是不可能的。
但是鄭經在公元1674年的悍然出師,在震撼了清廷,宣示了臺灣水師的強大戰力後,也同樣堅定了清廷攻臺的決心。同年七月,康熙即下詔,命素來力主復臺,先前被解除兵部職務的大學士黃錫袞重新&ldo;署理兵部事&rdo;。此後,黃大學士的兩個妹夫‐‐施琅、姚啟聖,一武一文相繼得到重用,這兩個人,就是後來鄭氏家族命運的&ldo;終結者&rdo;。大清的對臺政策,從此不再搖擺猶豫,沿著&ldo;平臺&rdo;的軌道隆隆開進。轉向的原因很簡單:鄭經用事實告訴清廷,臺灣始終是清廷的威脅,必須除之而後快的威脅。在鄭經的一生裡,這大抵算是唯一一次對陳永華未能言聽計從,後果卻是無可挽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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