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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處官僚體系底層的熱血青年蘇軾，胸中自然也逃不過為了實現自己人生抱負的努力，但作為封建的皇權，那才是壓倒一切的唯一的神聖準則。
在蘇軾的心底，肯定有一些所謂的肺腑之言特想叫皇上知曉。“願陛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綱紀。”還想說，“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深淺，不在乎強與弱，歷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厚薄，不在乎富與貧”，他始終反對“言利”，不滿旨在“生天下之財”的王安石。
其實，在今天看來，王安石也確無私心，而是囿於所謂的“歷史侷限性”裡面，並在自己也不能改變的皇權社會里在做著垂死的掙扎。
而蘇軾呢，此時還是一位涉世未深的文學青年，他有著文學青年所特有的與世無爭和浪漫的想象力，“君子恥於言利”的思想無疑是所有文學青年支撐其斯文形象的底氣所在。
誠然，認為文化人不該談金錢，古已有之。用老話來講，即“恥於言利”。這句話，常與“君子固窮”綁在一起，實則這二者之間，並無邏輯可言。
恥於言利，成因多多。這裡且說最重要的兩點：
首先，我們中國的政治與文化傳統，慣於把義與利、道德與利益對立起來，置入二元論的窠臼，如魚與熊掌，迫使世人只能選擇其一。對此，恐怕大多數人都會選擇前者，哪怕內心明明傾向於利益，卻礙於道德壓迫，不敢公開表示。
事實上，義與利、道德與利益未必構成二元關係，有時恰是一體，追求、扞衛正當利益，如自家房屋的產權、自家土地的糧食、自家親人的性命，就正契合道德的要義。若要硬生生把二者割裂開來，甚至使它們勢同水火、勢不兩立，這種行徑，本身便不道德。恥於言利並非君子、讀書人的專利，而是瀰漫於一個社會、一個國家的習氣，所有人都被教導：利益與道德對立，重利是一種惡行。由此，利益觀被損害者，十之八九。
其次，義與利、道德與利益的二元化，不僅是一個思維問題，還是一個道德和政治問題。把利益放在道德的對面，形成如同參商的兩極，首先基於傳統道德哲學的需要，使道德批判的力量最大化，對於一切逐利的言行，不管三七二十一，掄起道德棒子打將過去，所向披靡，無往不勝。
傳統政治教育同樣以道德為根基，權力者教化萬民，德字為首，公而忘私，義字當先，重義輕利，遂導致一些民眾不願言利，一些民眾不敢言利，這麼一來，政府則可從容、大肆掠奪民眾的正當利益，與民爭利的難題迎刃而解。
這還不算，再後來，蘇軾還因為一篇《策問》而遭到臺諫官的詰難，從而不得不又寫兩篇為自己辯解的札子為自己勉力洗白。
宋代臺諫官員的兼職型別在不同時期有所不同，臺諫官雖然人數不多，品級也不算高，但卻是政治生活中一股非常重要的力量，有時甚至起到制約宰相權利的作用。
北宋時期,臺諫官先後兼任儀仗使、鹵簿使等禮儀類職務，此外還有兼任法典條文詳定與編修官、理檢使、判司農寺、判國子監等。
蘇軾在《策問》中委婉地勸諭神宗仿效仁宗的“忠恕仁厚，含垢納汙，屈己以裕人”，誰知被諫官抓住了把柄，說裡面的“偷”與“刻”二字有譏諷神宗朝的意思。蘇軾真是百口莫辯，深感官場的險惡，不過，這還只是他初涉官場，比這險惡萬分的還都在後面！
不過，在蘇軾六千言的上書中，對王安石裁減宗室恩數，詔裁宗室授官法及恩例，蘇軾還是極為讚許的，認為“此實陛下至明至斷，所以深計遠慮，割愛為民”。
閒下來時，蘇軾與趙拚（高齊先生、清獻公）一起出遊。正好山東人王鞏來蘇軾處拜訪交流，蘇軾對這位小自己十一歲的小青年很是喜愛與尊重。
王鞏，字定國，自號清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