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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調到北京市委，說《人民日報》是書生辦報死人辦報什麼的。
1956年在這個精神下就開了中共八大，提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觀點等，但實際上這時候已經決定了搞社會主義工商業改造，在一大二公計劃經濟的制度框架內，又有兩種選擇，一種是嚴格按照科學的客觀的精密計劃的發展，另一種是搞群眾運動式的，命令式的。從劉少奇、陳雲、周恩來是主張前種。
但1957年八屆三中全會上毛澤東又提出“大躍進”，不是反冒進。對中國社會的矛盾又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否定了八大的提法，認為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這一論斷在會議上得到了認同。1958年1月的南寧會議和3月的成都會議上，毛澤東又多次批評反冒進，認為反冒進是右傾是促退，從右派似乎相近的地位。他認為冒進是馬克思主義的，反冒進是非馬克思主義的。周恩來在這兩次會議上做了承擔責任的檢查，但是毛澤東並不滿意。1958年5月八大二次會議上，周恩來再次做了深刻檢查。這次會議結束後，中央成立了財經、政法、外事、科學、文教等小組，在這個小組的有關檔案中寫道：“這些小組是黨中央的，直隸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向他們直接做報告。大政方針在政治局，具體部署在書記處。只有一個‘政治設計院’，沒有兩個‘政治設計院’。大政方針和具體部署，都是一元化，黨政不分。具體執行和細節決策屬政府機構及其黨組。對大政方針和具體部署，政府機構及其黨組有建議之權，但決定權在黨中央。”這實際是對政府權力的一個重大轉變，黨政權力中一個重大轉變，這個轉變是為“大躍進”作了準備。
在這種條件下，“大躍進”是不可避免的了。所以“大躍進”就轟轟烈烈開展了。它造成的後果大家也都知道，後來在1962年七千人大會，劉少奇就分析了說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提出農業要退夠，認為包產到戶是有利於調動農民生產積極性的生產組織形式。陳雲又出來主持調整度過難關的工作。
由於蘇聯出了斯大林的評價問題，毛澤東此時又擔心中###內出現了赫魯曉夫式的人物，提出特別要警惕修正主義。毛澤東的1966年五七指示是他心目中的一個社會藍圖，把各行業辦成一個準軍事化大學校，過嚴密有組織的生活。我就不詳細說了，這些大家都有了解。
從共和國的選擇模式來說，文革的爆發是解決一種矛盾。文革的事情我也不多講了，總之造成了極其嚴重的後果，經濟瀕臨崩潰的邊緣。
之後，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從階級鬥爭回到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模式。從現代化的角度來說，中國的新世紀以1978年的三中全會為開始。這時又有兩種不同的觀念，一種是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之間的選擇，這個風雨大家都經歷過了，到九十年代確定了以市場經濟為導向的現代化道路。我個人比較贊同這一條，當然這個模式有很好的經濟效果，但還需要相應的政治體制變革，否則會影響到經濟的發展。
改革開放幾十年了，各種社會機構和團體逐漸產生，我覺得是市場經濟最重要的一個結果，中國現在有各種協會、非政府組織，這在計劃經濟中是不可能有的，允許社團存在並且能夠籌集資金，這都是市場經濟提供的基礎。
中國：被延誤的現代化（11）
我今天就講這麼多吧，已經十二點了。
主持人：研究和探討中國現代化機遇的錯失，是個複雜的話題。從學術層面上說，它是跨學科的，除了史學的，還涉及到政治、經濟、社會、軍事、思想等諸多領域的方方面面。當然，怎樣解讀歷史，很重要的一點是歷史觀的問題。以前，我們習慣於接受歷史的宏大敘事。現在，我們已能更多地關注細節。像雷頤在演講一開始就講，日常生活的歷史最重要。如果歷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