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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股風，“吹倒了一些不應當吹倒的農業生產合作社”，這方面的工作是“群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惠，難矣哉”。所謂“言不及義”就是“言不及社會主義、不搞社會主義”，“想從小農經濟做文章，靠在個體經濟基礎上行小惠”。他明確提出到明年秋收前合作社要發展到3萬2千多個，到1957年可發展到70多萬個，甚至一百多萬個，“個體所有制必須過渡到集體所有制，過渡到社會主義”。在這種精神指導下，“反冒進”成果付諸東流，農村又興起“攤派”式的合作化“運動”，農業再度出現某種程度的混亂。面對這種情況，中央農村工作部於1955年春召開了第三次全國農村工作會議，對當前的農村形勢作了認真的分析，提出對農業合作社今後總的方針是，停止發展，全力鞏固；對數量大問題多，超過實際條件的要適當收縮一部分。會後各地根據具體情況對合作社進行了整頓和鞏固，立即收到成效。但是，毛澤東在1955年7 《關於農村合作化問題》的報告中卻對鄧子恢作了嚴厲批判，否定了1953年1955年春對合作社的兩次整頓工作，提出要大反“右傾”。10月初召開的中共七屆六中全會（擴大）根據毛澤東的報告透過了《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決議》，把黨內在合作化速度問題上的不同意見當作右傾機會主義批判。從9月至12月，毛澤東主持編輯了《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併為此書寫了兩篇序言和一百多條按語，又對“反冒進”作了嚴厲批評，並將其扣上“右傾保守”、“小腳女人”的帽子。
中國：被延誤的現代化（10）
關於城市實行計劃經濟。計劃經濟的重要一點是每個人的口糧都要計劃呀。1953年起，中共中央就透過了對糧食和一些農副產品實行統購統銷，就是國家統一定價，農民不能自由賣。我們這一代人都很熟悉“剪刀差”這個詞，什麼叫“剪刀差”，就是國家便宜的買農民的糧食，然後用貴的價格把工業品賣給農民，這個剪刀差的基金就是中國工業化的積累。以前有人說中國農村拖了現代化的後腿，我是不贊同的。我認為中國50年代以後的現代化實際是從農村吸取了大量的資金。
統購統銷對農民生活造成了一個什麼後果呢？1953年起，統購統銷政策就把中國社會城鄉二元結構給固定化了。因為農民的糧食不能自由賣，這樣計劃消費，不能隨便買啊，就實行了票證制，可農民沒有，再到1958年嚴格的戶籍管理制，中國城鄉二元結構是這樣形成的。
城裡人和農村人的差別不僅僅是地區和職業上的區別，變成一種身份了。農村人從降生就一直是農村戶口。
1954年開始又把貿易批發權掌握在了國家手裡，私營企業受到的管制越來越多。到1956年1月底，全國的大城市及五十多個中等城市都實行了資本主義的工商改造，這種過快過量的改造給生產造成了相當不利的影響。針對這種現象，周恩來1956年2月初在國務院會議上作了《經濟工作要實事求是》的發言。陳雲也認為冒進了，搞得太快了。
1956年6月，劉少奇主持召開了討論經濟工作的政治局會議，這個會議同意了周恩來、陳雲提出的反對急躁冒進的意見，為此《人民日報》在6月20號發了一篇社論《要反對保守主義，也要反對急躁情緒》。周恩來經常這麼說，要反對這個，也要反對那一方，實際他有重點的。這個重點就是反對急躁情緒的。
《人民日報》當時的負責人是鄧拓，因為他在《人民日報》長期工作，瞭解毛澤東的觀點是什麼。但這是政治局會議透過的，又不能不發。從鄧拓個人看來，是傾向於贊同這篇社論的，所以就發了，但用了比通常社論小一號字。他把清樣送給毛澤東，毛澤東說不看了。
發了這個之後，沒過多久，毛澤東就把鄧拓免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