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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伴先生度過紐約最後十年的黃秋虹女士，也從美國趕來了，拖著行李箱。我挽她立在床前，忽又不能自抑：紐約老友來了——昔年每去先生借宿的秋虹的獨幢宅院，必是遠遠望見木心等在門首階前——如今先生渾不知秋虹來到，自顧沉睡著，因氣管鏡用過，鼻腔橫著淺藍色塑膠管，看去如在頹然賭氣。
「來……丹青。」二十九日初進病房那天，先生已然起坐，是我第一次聽他如從前那樣揚聲喚我，輕拍床沿，示意近前，滿臉是有如發狠的自嘲的笑，說出他唯一一次完全醒豁的話：
「喔喲……這次是禍闖得大來！」他現出我好久沒見的老男人的憨笑，「原來弄成這樣子……難為情！難為情！……你坐，你坐。」
這才是我們尋常單刀直入的話語。我用粗口高聲誇張我的興奮，不願錯過這片刻的虛妄。果然，剛才的醒豁瞬時用盡了他的氣力——自孩子們告訴他下午我將到來，他便聚集神志，等著我——床頭搖落了，他又開始漫長的昏睡……第三天，遺囑、委託，諸事停妥，他睡去，醒來，顯然完全忘了午間的簽署，喃喃開腔：
「有沒有這種可能？」
「什麼可能？」
「他們來抓我？」
「瞎說！」我沖他吼。
先生舒緩了，靜默片刻，悠悠地說：
「《紅樓夢》……大有深意。」
「你記得《紅樓夢》嗎？」
「記得。」他望著天花板。「上帝弄錯了……我不是寫這種型別。」
「你寫的是什麼型別？」
「我……已經寫出來了。」
這是可以抓住的話題。我探頭湊近他，如行逼供：「你記得你寫過什麼！？」
「記得……」
「《明天不散步了》《哥倫比亞的倒影》，記不記得？」我狠狠地問。他目光移開，看向東牆，嗓音微顫，趨於尖細：
「……寫得好……偉大！」
烏鎮落雪了，細如雨絲，緩緩斜飄著，如極輕極輕的旋律的放慢。一九九四年底，先生獨自來到闊別近五十年的故里，來信說桐鄉上車時，雨雪霏霏，他混在人堆裡偷聽久違的鄉音。去年紐約人過來拍攝，也是忽然有雪，庭院頃刻素白——「他寫雪！寫得多好！」先生曾幾次極口讚美魯迅的《在酒樓上》——那天他依從我們，西服禮帽穿穿好，拄著手杖，由我扶他在雪中的花園走了一圈。日後在紐約看那段影像，是我與先生的末一次散步，不到五分鐘。
下雪了，晚晴小築庭院。
四點，護士進來給他的嘴戴上吸痰器。我回程的航班是在六點。車候在樓下。小代提醒我必須去機場了。下樓進車，小代電話追來，說先生尋我繼續講話。我遲疑，舉著手機。殘忍其實不必動用狠心，只臨時一念：我要小代去問先生想說什麼。不多時，迴音來了：先生說，「要談綱領性問題，沒有綱領，無法生活」。
後來小代證實了我的殘忍的推測：先生隨即昏睡，醒來就忘了他的綱領。若我在側，他會說下去的。這是十二月一日，我與木心最後一次交談。幾天後他被推進重症病房，開始全時昏迷。
十一月中到十二月中，記憶紛亂。穿梭於種種忙碌，在不同的地點和事務間，我猛然看見桐鄉：十一號病房，時間漫長而凝滯。我不在的日子，孩子們日日夜夜環侍在側。先生不再醒來，腎衰竭開始。十二月五日置入二樓重症病房後，生命靠輸液維持。為免感染，探視時間縮短為每天午後半小時。眾人不散，輪值的某一位就睡在長椅上，預備隨時聽取危急的報告。十二月六日，先生的心律和血壓一度急驟下降，經短暫搶救，資料恢復了，之後，呼吸完全依靠機器。月初我在時，一位杭州的呼吸科資深大夫親來會診，結論幾乎同樣，但陳述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