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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知識分子太怕清議，愛惜羽毛，不肯犧牲自己的名譽。他甚至咬牙切齒地說：“我國幾千年來最無貢獻的階級是士大夫。我心發火的時候，不免要對秦始皇的焚書坑儒鼓掌。這當然是氣頭話，當不得真，但從中可以看出蔣廷黻對宋明以來士大夫空談心性、大彈道德高調的痛恨。李敖對多少前人長輩嗤之以鼻，偏偏對蔣廷黻讚不絕口，說“這種真正的民胞物與經世致用的精神，才是蔣廷黻的真精神，才是蔣廷黻所要求於中國知識分子的真精神”。
李敖說得不錯，蔣廷黻心目中理想的人物正是那種敢於擔當、敢於犧牲、敢於行動的經世之士。曾國藩可以說是他最崇拜的英雄，但又可惜曾文正公生得太早，對西洋文化、現代化不甚瞭解。他認定，知識分子要做現代人，而現代人是動的，不是靜的；是入世的，不是出世的。所以他不會滿足於清華園內的安謐與舒適。他聽到的，常常是校園外隆隆的炮聲和饑民的啼哭。這使他良心不安，坐立不寧，很想動動，走出去有所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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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廷黻：瓷器店中的猛牛（2）
“九·一八”事變以後，蔣廷黻、胡適、丁文江、傅斯年、翁文灝等一群自由知識分子常常聚在一起，討論知識分子在國難時期應該承擔什麼樣的責任。蔣廷黻建議辦一個週刊，胡適很是猶豫，因為《努力週報》留給他太多的教訓。蔣廷黻一再堅持，並取得了丁文江的支援，最終胡適也同意了。每個發起人每月捐出收入的百分之五，作為經費。這樣，便有了那份著名的《獨立評論》。胡適雖然是刊物的靈魂，但蔣廷黻當之無愧為《獨立評論》之父。
丁文江：出山不比在山清（1）
一個現代意義上的知識分子，本來應該是既在山中又在山外，“在山”固然乾淨，“出山”也未必不潔，就看怎麼個“出”法。然而，事與願違，丁文江的一生，偏偏是“出山不比在山清”。掩卷扼腕，我只能長嘆一聲：丁文江，可惜了。
說起丁文江，如今一般的讀者對他的印象似乎很模糊了。依稀記得他是個地質學家，在20世紀20年代與張君勱有一場出名的科學與玄學論戰，其餘大約就不甚了了。近來丁君頗有點時來運轉，僅今年的《讀書》雜誌，就有多篇文章提到他。儘管語焉不詳，卻評價甚高，有“羅素精神的真正傳人”之譽。這倒勾起了我對丁文江的注意，恰巧手頭有兩本丁文江的傳記，一本是胡適1956年作的《丁文江傳》，另一本是美國的夏綠蒂·弗思1970年出版的《丁文江：科學與中國新文化》。這兩本書，以前在研究胡適的時候曾經瀏覽過，如今的閱讀興趣移到傳主身上，自然別有一番滋味。本來，我也企盼在傳記中找到一個現代中國的羅素，不幸的是，竟讓我大大失望了。注視著丁文江那張身穿中式綢衫、一臉忠厚表情的遺像，我好像目睹了一個半新半舊知識分子活脫脫的悲喜劇，一場說不盡道不完的人生錯位。
熟悉現代中國思想史的都知道，二三十年代的北京城，前後有兩個著名的自由主義政論刊物，前者為《努力週報》，後者是《獨立評論》。主持它們的，一個是胡適，另一個就是丁文江。刊物的周圍，有一批京城著名的自由知識分子，大都是名牌大學的文科教授，惟有丁文江是搞地質學的。按照他的專業和職業，本來應該與政治最遠，但在所有人當中，偏偏丁文江用世最切。可以說，如果沒有丁文江，就不會有《努力週報》，也不一定有以後的《獨立評論》。《努力週報》創辦於19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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