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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結局，又如何不讓人悲哀！
在現代中國，像翁文灝這樣既有傳統功名（早年曾經中取秀才）、又有洋博士頭銜的知識分子，是少而又少的。半中半西，本是“五四”知識分子的時代印記，翁文灝的所有悲劇似乎都可以在他的知識背景中找到某種解釋。如果有幸遇上一個太平盛世，一個開明體制，也許還不至於犧牲得如此廉價。然而，種種錯位，種種短拙，竟然巧合在一起！翁文灝，究竟是你負時代呢，還是時代負你？
歷史已經過去，一切早已糾纏不清，我們所能記住的，只是在那個時代裡，一個不乏正直、才幹和德性的科學家，那些錯了位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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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廷黻：瓷器店中的猛牛（1）
在他晚年的時候，有一次學術圈的老友李濟問他：“廷黻，照你看是創造歷史給你精神上的快樂多，還是寫歷史給你精神上的快樂多？”蔣廷黻沒有回答，反問了李濟一個問題：“濟之，現在到底是知道司馬遷的人多，還是知道張騫的人多？”
如今的讀者，對蔣廷黻大約已不甚了了，只知道他寫過《中國近代史大綱》，其他還有什麼呢？當年，他與胡適一樣，可是個風雲人物。在他的履歷表上，有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清華大學歷史系主任、國民政府行政院政務處長、中國駐蘇聯大使……此外，上不了履歷的，還有《獨立評論》的發起人、“新式專制”的鼓吹者等等。然而，看一個人履歷，依然無法窺得他的全貌，我們還是從頭說起罷。
大致來說，蔣廷黻在中國自由知識分子中屬於棄學從政的那一批人。早在20世紀20年代末，當清華改製為國立大學，他被校長羅家倫從南開挖到清華，領導了一個學術重鎮的歷史系。中國史學當時還是乾嘉的天下，剛到清華，他就碰到一件怪事。他想找眾所公認的漢史權威楊樹達先生教授漢朝歷史。他問：“楊教授，你能給學生和我正確扼要地講一講漢代四百年間都發生過什麼事，漢代重要的政治、社會和經濟變化如何嗎？”楊先生面露難色：“我從未想過這些，書中沒有討論過這類問題。”蔣廷黻發現，西方的史學經過若干年積累，已經形成了一套大家共同接受的歷史知識。但中國的史學只有豐富的史料，對歷史卻沒有一個整體的理解和共同的規範。每個人都是專家，研究都是開天闢地，從頭開始，往往重複別人的工作，進步有限。他決定大刀闊斧地改革，發掘了一批年輕有為的學者如張蔭麟、吳晗等開新課。前年，何炳棣先生訪問上海，曾經談到，當年的清華歷史系在蔣廷黻和雷海宗先後領導下，隱約形成了一種學派，這就是與清華國學院的王國維、陳寅恪迥然不同的另一種清華學派：重分析，重綜合，重對歷史的整體理解。蔣廷黻本人就是這一學派的身體力行者。你看一本薄薄的《中國近代史大綱》，將史料都吃透了，融合在他對歷史的獨特看法之中。半個世紀以來，又有幾本近代史著作超過了它？當今專為獲獎度身製作的“煌煌鉅著”，通通加起來也不及這本小冊子的份量。什麼叫經典？這才是經典。李濟之先生說過，蔣廷黻的著作雖然不多，但他“為中國近代史……建立了一個科學的基礎，這個基礎不只是建築在若干原始材料上，更要緊的是他發展的幾個基本觀念”。
不過，從骨子裡看，蔣廷黻與其說是一個學者，還不如說是一個士大夫。這是“五四”那一代知識分子的通態。他們不會僅僅安於治學問，還要走出書齋，匡治天下。這也與蔣廷黻對知識分子的自我反思有關。民國以來，政治壞得不得了，知識分子常常痛責知識分子自己不爭氣，沒有擔負起天下興亡的責任。蔣廷黻也這樣認為：“中國二十年內亂之罪，與其歸之於武人，不如歸之於文人。”為什麼呢？因為中國的文人——知識階級重文字而輕事實，多大道理而少常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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