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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人政治”成為聖王精神在現代中國的翻版，這真是對所謂“中國現代史上第一次稍為有點模樣的自由知識分子運動”的絕妙諷刺！丁文江、胡適這些“五四”時期最具代表性的自由知識分子，竟然會不自覺地被傳統的“聖王精神”擺佈，真的以為只要將“好人”推上臺，就能建立起“好政府”。這並非政治的幼稚所致，而是一種根深蒂固的烏托邦情結在作怪。千萬不要以為，烏托邦情結在20世紀的中國只是激進主義或保守主義的專利，有的時候，自由知識分子也會犯烏托邦的毛病，而且，病得也不輕。20年代的“好政府主義”運動就是一場大發作，後來，30年代鼓吹“新式獨裁”又是一次舊病復發。並非偶然地，這兩次烏托邦大發作，都與丁文江本人大大地有關。
如果真的要論現代中國自由知識分子運動的發生學史，也許1920年8月1日發表在《晨報》上的《爭自由宣言》更值得注意。宣言的內容卑之無甚高論，只是要求北洋政府廢止限制個人自由的種種條例，切實保障言論、出版、###結社和書信秘密四大自由以及最基本的人身自由。署名人是胡適、蔡元培、李大釗等七位著名知識分子，其中沒有丁文江的名字。箇中原因如今無從考證，從丁文江的終極關懷來看，恐怕並非偶然。《爭自由宣言》雖然不及後來的“好政府主義宣言”影響巨大，卻更接近自由主義的真諦：一個連個人的基本自由都無法保障的社會，哪裡還談得上“好政府”！這兩份宣言的不同遭際，似乎暗示了中國自由主義運動從一開始就命運奇詭：爭個人自由，應者寥寥；談政治改造，卻反響熱烈。
“好政府宣言”一出臺，立即在知識界和社會上引起軒然大波，贊成反對者莫衷一是。觀念上的爭論最後總是取決於現實的裁決。這裁決來得之快，令人始料不及。當年9月，在宣言中署名的王寵惠、羅文幹、湯爾和三人，受命組織內閣，分別出任內閣總理、財政總長和教育總長，人稱“好人內閣”。丁文江、胡適等人大喜過望，以教練自任，頻頻在場外指導王、羅、湯三人如何在政壇踢球。不料事與願違，“好人內閣”並無實權，一切均須看直係軍閥吳佩孚的臉色行事。最後只存在了兩個月零六天，便偃旗息鼓。“好人政治”以一種典型的實驗主義方式證明了自己的破產。
有一段話不得不記。下場之後的湯爾和懊喪地抱怨場外指導胡適、丁文江們：“我勸你不要談政治了罷。從前我讀了你們的時評，也未嘗不覺得有點道理，及至我到了政府裡面去看看，原來全不是那麼一回事！你們說的話，幾乎沒有一句搔著癢處的。你們說的是一個世界，我們走的又另是一個世界，所以我勸你還是不談政治了罷。”對於這場失敗，丁文江與胡適的反應是不一樣的。一年以後，《努力週報》宣告停刊，胡適寫了《一年半的回顧》，對“好人政治”作了全面檢討，承認“我們談政治的人，到此地步，真可以止了壁了”。他調轉路向，重新操起“思想革新”的舊業。胡適是明智的，“好政府主義”的失敗給了他十足的教訓，即使以後再談政治，也不再寄希望於所謂“好人”，而是直接從制度層面——人權和憲政上努力。而丁文江呢，似乎還是那樣地執迷不悟，那樣一如即往地相信“少數人的責任”。“好人內閣”的失敗，僅僅使他對北京政府失望而已。他轉而將希望投向地方軍閥，盼望有“好”軍閥出現。他相信，只要在“好”軍閥身邊安排幾個學者精英，就能使一介武夫的智力得以“開化”，“好政府”便夢想成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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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文江：出山不比在山清（4）
丁文江是不甘寂寞的，他“幹”政治的努力，永遠不缺乏“百折不回的決心”和“拔山蹈海的勇氣”。果然，到1926年，丁文江覓得了出山的良機，他辭去了總經理的職位，上岸從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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