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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死法，活得不耐煩，便撒手告別，豈不快哉！”儘管是一介書生，吳晗的內心還是有一點壯烈情懷的，東林黨人，這大概是他心目中理想的知識分子，充滿正義和良知。雖不能至，仍然心嚮往之。吳晗從學者到鬥士的轉變，自然是後來40年代的事，但在30年代初他的安身立命之中，已經可以找到若干潛因了。傅斯年曾經對胡適說過：“我們的思想新，信仰新，我們在思想方面完全是西洋化了；但在安身立命之處，我們仍舊是傳統的中國人。”胡適認為“此論甚中肯”。連胡、傅那些留學西洋、受過歐風美雨浸潤的大學者，安身立命之處都不免“傳統”，何況吳晗這樣從未留過洋的本土知識分子呢。
不過，在北平學界濃郁的學術氣氛籠罩之下，整個30年代吳晗基本上還是守住了自己的專業崗位，連“一二·九”運動和“七七事變”都沒有動搖他的知識關懷，讓他離開安靜的書齋。直到40年代初，事情才慢慢發生了一些變化。瀏覽西南聯大的歷史，我們可以發現在它的前期，儘管戰爭是那樣地殘酷，物質條件也大不如前，但因為堅信抗戰必勝，相信政府的領導能力，聯大的教授們內心仍然充滿了定力，學術氣氛也一如30年代那般濃郁。從40年代初開始，由於通貨膨脹，教授們的生活水準一落千丈，從貴族淪落為平民，整天為溫飽犯愁。社會地位下降了，政治態度也會發生微妙的變化。吳晗因為夫人多病，而且要同時贍養兩個家庭，無疑在諸教授中首當其衝，第一個陷入貧困。書齋是呆不住了，心情又是那樣的壓抑，再加上國民黨政治的黑暗與腐敗也日益明顯，這些外部因素使得吳晗內心那潛伏良久的社會關懷，再也無法抑制下去。1940年以後，三十歲出頭的年輕教授吳晗終於走出了象牙塔，開始過問政治。一般的聯大教授（包括聞一多），通常要到1943年下半年以後，才有強烈的政治關懷。吳晗顯然先行了一步。在這其中，夫人袁震起著某種非常重要的作用。袁震原是董必武的學生，她很早就參加革命，思想左傾，她對吳晗的影響顯然是不言而喻的。後來吳晗與中共發生緊密的聯絡，都是袁震牽的線。這樣，吳晗的介入政治，從一開始就不是自由主義的姿態，而是激進的左翼立場。
吳晗的摯友羅爾綱，曾以八個字評價亡友的性格：“豪放不羈，忠厚誠篤。”豪放不羈，意味著吳晗具有東林黨人嫉惡如仇、敢說敢為的壯烈情懷。在那個需要知識分子站出來說話的年代裡，吳晗表現出驚人的正義感和道德勇氣。由於他在民主運動中太活躍、太激進，傳說清華將不給他發聘書。好心的人勸他少講點話，吳晗頓時瞪大了眼睛，情緒激奮地說：“什麼？要我少講話？解聘了，我更自由。我是學歷史的，在中國歷史上，每個朝代滅亡時，總有些殉國的志士，今天中國到這種局面，也該有殉難的人了，我早就準備好了，有什麼關係！”。當年聯大的教授們，雖然因為各自的信仰差別，有唱高調的，也有唱低調的，但他們的人格與信念往往是一致的。像吳晗和聞一多，不會因為抗議專制政治有人身危險，或者要掉飯碗，就轉而玩聰明的把戲，不打主人專打走狗，在同道身上發洩仇恨，施行道德的拷問，以滿足一己之崇高快感。他們不會這樣卑劣，他們總是以血肉之軀直面最黑暗的勢力，最腐朽的體制。那些溫和的甚至保守的同事儘管對他們的激進不一定贊同，甚至頗有微詞，但無不佩服他們的人格，佩服他們的言行如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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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晗：可憐一覺開封夢（3）
除了豪放不羈，吳晗的性格中還有忠厚誠篤的另一面。他的大部分知識來自傳統的古籍，較少西方個人主義的理念和色彩，因此在他身上體現出更多的是中國士大夫的精神傳統。作為一個歷史學家，吳晗對知識分子的理解似乎沒有更多的現代色彩，仍然以“忠誠”為核心，只不過後來以階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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