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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晗：可憐一覺開封夢大時代中的知識人不難想象，假如沿著學者的道路走下去，吳晗在史學上的成就也許不在胡適的其他幾個高足，如顧頡剛、傅斯年、羅爾綱之下。除了胡適，當年影響吳晗學術風格的，還有清華諸師長蔣廷黻、雷海宗、陳寅恪、張蔭麟等大家。胡適教會吳晗的，是考據學，蔣、雷二人，教導他治史還必須運用綜合研究方法；而介乎於師友之間的年輕才子、史學家張蔭麟則啟發吳晗，史學作品要文采斐然。另外，陳寅恪的考據方法對他的影響也非同一般。因為博採眾長，而且一開始就有方法上的自覺追求，吳晗本來是大有希望為中國的現代史學提供一種新的範型的。
可惜得很，吳晗所處的時代，並不是一個能夠讓學者們坐在書齋裡安心治學的時代。幾乎就在他考取清華的同時，“九·一八”的隆隆炮聲就從東北方向隱隱傳來，令人揪心，令人不安。在吳晗的性格中，有沉得下心的內向一面，但也有騷動不安的外向一面。就在人們以為吳晗潛心學問的時候，他那充溢著良知和熱血的心靈深處，卻隱藏著難以言狀的苦悶。在胡適留在大陸的大捆來往書信中，保留著一封頗有價值的吳晗來信。在信中，吳晗以令人驚訝的激烈語調抨擊了在國難面前“卑鄙無恥、喪心病狂的政府”和“麻木不仁、渾渾噩噩的國民”。他悲憤地說：“看著人家出賣你的父母兄弟，聽著若干千萬同胞的被屠宰的哭聲，成天所見到的訊息又只是‘屈服’、‘退讓’，假使自己還是個人，胸膛中還有一點熱血還在著的時候，這苦痛如何能忍受！”
這是一個熱血青年發自內心的痛苦，這痛苦幾乎貫穿了吳晗的半個人生，以後他的種種變化都可以從中找到端倪。“五四”以後的中國知識分子，通常同時具有兩種關懷，一種是與自己的專業志向相聯絡的知識關懷，另一種則是與知識分子普遍良知相關聯的社會/政治關懷。比較起來說，前一種關懷比較“現代”一些，那是要等到“五四”以後，知識分子作為一種獨立的職業群體出現以後才產生的；而後一種關懷則源遠流長，是中國士大夫獨特的精神遺產和歷史傳統。如果處於太平盛世，像吳晗這樣具有學術天賦的學者，本來僅憑明史這門專業就足以安身立命。但他偏偏身處亂世，知識分子內心那普遍的良知不可能不折磨他。在危機四伏的現代中國，一個學者欲潛心問學，是要付出一點代價的。不僅要有“隔離的智慧”，而且還要有點“學者的自私”。但年輕的史學家吳晗縱然有“隔離的智慧”，卻不能強迫自己心如枯井，漠然世事。他畢竟是有良知的。良知使他痛苦，又不知何去何從，這等於承擔了雙份的痛苦。無奈之中，只能向自己所信任的恩師求助，希望胡適能夠指點迷津。
吳晗：可憐一覺開封夢（2）
胡適究竟有何回覆，如今已無從查考。但幾個月以後，胡適在《贈與今年的大學畢業生》文章中，教導學生在國家蒙辱的關頭，更要有科學救國的信心這一番話，不妨視作對吳晗的間接回應。看來吳晗是受了一點胡適影響的，他在《清華週刊》上發表的第一篇雜文，就嘲笑了學生進城搞愛國運動是“一窩蜂”和“趕時髦”。不過，不介入政治運動，並不意味著吳晗內心風暴的平息，只不過換了一個方式，在書齋內部，透過讀書和治史，緩緩發洩而已。我們可以發現，這一時期吳晗所選的一些明史題材，多少與內心未實現的那一層社會關懷相關，比如《胡惟庸黨案考》考證的是明朝初年朱元璋為獨攬國權，迫害宰相胡惟庸而製造的特大冤案。作為一個明史專家，他最敬佩的是明末那些有骨氣、有氣節的東林黨人。1933年春，吳晗在舊書攤覓得一冊描寫東林黨人與閹黨鬥爭事蹟的《碧血錄》，激動地在書後寫道：“讀完此書，胸中不知是甜是辣，因想及自己將來如何死，若死在床上則未免太笨拙，最好是自己作一主意，想一灑脫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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