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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中有人問：“‘申不害與商鞅兩家主張，對治理國家，哪家更是急需要的呢？’回答說：‘這是個不能比較的事。人不吃飯，十天就會餓死；數九寒天，不穿棉衣也會被凍死。如果問穿衣與吃飯，哪個對人更是急需要的，只能說二者缺一不可，都是維持人生命最急需要的要素。現在申不害提倡運用術，而商鞅主張實行法。所謂術，就是根據人們的才能授予合適的官職，依照職位的名義要求他們取得相應的業績，掌握生殺大權，考核群臣的實際能力。這是國君所應該掌握的。所謂法，就是法令由官府制定，賞罰的標準深入人心，如果國君獎賞沒有術，就會在上面受到權臣的矇騙；臣下沒有法，就會在下面鬧亂子。所以說術和法都是治理國家不可或缺的要素，都是帝王必須具備的手段。’
聽了上面的解釋，那個人又問：‘那麼只用術而不用法，或者只用法而用術，這為什麼就不可以呢？’聽了這個人又如此問，就又解釋道：‘申不害依靠兵力雄厚的強大韓國，經過十七年的努力仍然沒有達到稱霸。這就是因為韓國的國君只知道運用申不害術的原因。商鞅治理秦國的時候，設立告奸和反奸的制度來考察犯罪的實情，建立五家為伍，十家為什的聯保同罪制度，使人們互相監督。對有功的人一定實行厚賞，對犯法的人一定實施重罰。因此，秦國的民眾努力耕作，勞累了也不休息，戰場上追擊敵人，冒著危險也不退卻，所以秦國國富兵強；但是秦國不知道用術去洞察奸邪，那隻能拿秦國的富強幫助奸臣罷了。等到秦孝公、商鞅去世，秦惠王繼位後，秦國的法治仍然沒有被廢止，而張儀把秦國的力量犧牲在對韓、魏的戰爭上以謀取私利。等到秦惠王死後，秦武王繼位，甘茂為謀取私利也曾把秦國的力量犧牲在與周的交戰上。武王死後，秦昭王繼位，穰侯魏冉越過韓、魏兩國，向東攻打齊國，經過五年戰爭，秦國沒有增加一寸土地，而穰侯自己卻在封地陶邑築城。應侯範睢攻打韓國，經過八年，也鞏固和擴大了他的汝南封地。從此以後，許多在秦國執政的人，都是應侯、穰侯一類的人物。所以打了勝仗，大臣的地位就尊貴起來；擴大了疆域，私人的封地就建立起來。這是由於國君沒有運用術的緣故。商鞅雖然多次修治法令使秦國富兵強國，但是大臣們反而利用他的變法成果成就了帝王的事業，這是因為官府雖然盡力修治法令，而君主卻沒有在上面運用術所帶來的害處。’
那個人聽了上面的解釋就又有些不解地問：‘君主運用申不害的術，官府執行商鞅的法，可不可以呢？’見這個人如此深刻地問，只好進一步回答：‘申不害的術，還不完善，商鞅的法也不盡美。申不害說：官吏處理政事，不能超越本職的許可權，本職以外的事即使知道也不應該說。處理政事不能超越許可權，把它叫做恪守本職還算可以；但是，本職的事情知道了卻不說出就是明知道別人有過錯也不去告發了。君主用全國人民的眼睛去觀察，所以沒有比他再明察的；用全國人的耳朵去探聽事非，所以沒有比他再聰敏的。假如臣下知道別人有過失也不向君主告發，那麼君主還憑藉誰來做自己的耳朵呢？商鞅的法規定：殺死一個敵人的，賞給一級爵位，想要做官的就做年俸五十石的官；殺死兩個敵人的，賞二級爵位，想要做官的就做年俸一百石的官。官職和爵位的提升與殺敵立功的大小相符。假設有這樣的法令：讓殺敵立功的人去當醫生或工匠。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