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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次年初冬。那天很冷，刮著大風。他剛裁出一沓沓粉連紙，和保姆準備糊窗fèng。見我進屋，孫犁先生迎過來第一句話就說：「鐵凝，你看我是不是很見老？我這兩年老得特別快。」當時我說：「您是見老。」也許是門外的風、房間的清冷和那沓糊窗fèng用的粉連紙加強了我這種印象，但我說完很後悔，我不該迎合老人去證實他的衰老感。接著我便發現，孫犁先生兩隻襖袖上，仍舊戴著一副乾淨的青色套袖，看上去人就洋溢著一種幹練的活力，一種不願停下手、時刻準備工作的情緒。這樣的狀態，是不能被稱作衰老的。
我第三次見到孫犁先生，是和幾位同行一道。那天他沒撿豆粒，也沒糊窗fèng，他坐在寫字檯前，桌麵攤開著紙和筆，大約是在寫作。看見我們，他立刻停下工作，招呼客人就座。我特別注意了一下他的袖子，又看見了那副套袖。記得那天他很高興，隨便地和大家聊著天，並沒有摘去套袖的意思。這時我才意識到，戴套袖並不是孫犁先生的臨時「武裝」。一副棉布套袖到底聯絡著什麼，我從來就說不清楚。聯絡著質樸、節儉？聯絡著勤勞、創造和開拓？好像都不完全。
我沒有問過孫犁先生為什麼總戴著套袖，若問，可能他會用最簡單的話告訴我是為了愛護衣服。但我以為，孫犁先生珍愛的不僅僅是衣服。為什麼一位山裡老人的靛藍衣褲，能引他寫出《山地回憶》那樣的名篇？儘管《山地回憶》裡的一切和套袖並無瓜葛，但它聯絡著織布、買布。作家沒有忘記，戰爭年代山裡一個單純、善良的女孩子為他fèng過一雙結實的布襪子。而作家更珍愛的，是那女孩子為fèng制襪子所付出的真誠勞動和在這勞動中傾注的難以估價的感情，傾注的一個民族堅忍不拔、樂觀向上的天性。滋養作家心靈的，始終是這種感情和天性。所以，當多年之後，有一次我把友人贈我的幾函宣紙精印的華箋寄給孫犁先生時，會收到他這樣的回信，他說：「同時收到你的來信和惠贈的華箋，我十分喜歡。」但又說：「我一向珍惜紙張，平日寫稿寫信，用紙亦極不講究。每遇好紙，筆墨就要拘束，深恐把紙糟蹋了……」如果我不曾見過習慣戴套袖的孫犁先生，或許我會猜測這是一個名作家的「矯情」，但是我見過了戴著套袖的孫犁，見過了他寫給我的所有信件，那信紙不是《天津日報》那種微黃且脆硬的稿紙就是郵局出售的明信片，信封則永遠是印有紅色「天津日報」字樣的那種。我相信他對紙張有著和對棉布、對衣服同樣的珍惜之情。他更加珍重的是勞動的尊嚴與德行，是人生的質樸和美麗。
我第四次與孫犁先生見面是去年10月16日。這時他已久病在床，住醫院多年。我知道病弱的孫犁先生肯定不希望被頻頻打擾，但是去醫院看望他的想法又是那麼固執。感謝《天津日報》文藝部的宋曙光同志和孫犁的女兒孫曉玲女士，他們滿足了我的要求，細心安排，並一同陪我去了醫院。病床上的孫犁先生已是半昏迷狀態，他的身材不再高大，他那雙目光溫厚、很少朝你直視的眼睛也幾近失明。但是當我握住他微涼的瘦弱的手，孫曉玲告訴他「鐵凝看您來了」，孫犁先生竟很快做出了反應。他緊握住我的手高聲說：「你好吧？我們很久沒有見面了！」他那洪亮的聲音與他的病體形成的巨大反差，讓在場的人十分驚異。我想眼前這位老人是要傾盡心力才能發出這麼洪亮的聲音的，這真摯的問候讓我這個晚輩又難過，又覺得擔待不起。在四五分鐘的時間裡，我也大聲說了一些問候的話，孫犁先生的嘴唇一直嚅動著，卻沒有人能知道他在說什麼。在他身上，蓋有一床藍底兒小紅花的薄棉被，這不是醫院的寢具，一定是家人為他fèng制的吧，真的棉布裡絮著真的棉花。彷彿孫犁先生仍然親近著人間的煙火，也使呆板的病房變得溫暖。
這是我最後一次見到孫犁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