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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產生要當作家的妄想是在初中階段。我的家庭鼓勵了我這妄想。父親為我開列了一個很長的書目，並四處奔走想辦法從已經關閉的市級圖書館借出那些禁讀的書。在父親喜歡的作家中，就有孫犁先生。為了驗證我成為作家的可能性，父親還領我拜會了他的朋友、《小兵張嘎》的作者徐光耀老師。記得有一次徐光耀老師對我說，在中國作家裡你應該讀一讀孫犁。我立即大言不慚地答曰：孫犁的書我都讀過。徐光耀老師又問：你讀過《鐵木前傳》嗎？我說，我差不多可以背誦。那年我16歲。現在想來，以那樣的年齡說出這樣一番話，實在有點不知深淺。但能夠說明的，是孫犁先生的作品在我心中的位置。
時至今日，我想說，徐光耀是我文學的啟蒙老師。他在那個鄙棄文化的時代裡對我的寫作可能性的果斷肯定和直接指導，使我敢於把寫小說設計成自己的重要生活理想；而引我去探究文學的本質，去領悟小說審美層面的魅力，去琢磨語言在千錘百鍊之後所呈現的潤澤、力量和奇異神采的，是孫犁和他的小說。
那時還沒有「追星族」這種說法，況且把孫犁先生形容成「星」也十分滑稽。我只像許多文學青年一樣，迷戀他的文字帶給我們的所有愉悅，卻沒有去認識這位大作家的奢望。但是一個機會來了。1979年，我從插隊的鄉村回到城市，在一家雜誌做小說編輯，業餘也寫小說。秋天，百花文藝出版社準備為我出版第一本小說集，我被李克明、顧傳菁二位編輯熱情請去天津面談出版的事。行前作家韓映山囑我帶封信給孫犁先生。這就是我的機會，而我卻面露難色。可以說，這是我沒有見過世面的本能反應；也因為，我聽人說起過，孫犁的房間高大幽暗，人很嚴厲，少言寡語，連他養的鳥在籠子裡都不敢亂叫。向我介紹孫犁的同志很注意細節的渲染，而細節是最能給人以印象的。我無法忘記這點：連孫犁的鳥都怕孫犁。韓映山看出了我的為難，指著他家鏡框裡孫犁的照片說：「孫犁同志……你一見面就知道了。」
我帶了信，在秋日的一個下午，由李克明同志陪同，終於走進了孫犁先生的「高牆大院」。這是一座早已失卻規矩和章法的大院，孫犁先生曾在文章裡多次提及，並詳細描述過它的衰敗經過。如今各種凹凸不平的土堆、土坑在院裡自由地起伏著，稍顯平整的一塊地，一戶人家還種了一小片黃豆。那天黃豆剛剛收過，一位老人正蹲在拔了豆秸的地裡聚精會神地撿豆子。我看到他的側面，已猜出那是誰。看見來人，他站起來，把手裡的黃豆亮給我們，微笑著說，「別人收了豆子，剩下幾粒不要了。我撿起來，可以給花施肥。丟了怪可惜的。」
他身材很高，面容溫厚，語調洪亮，夾雜著淡淡的鄉音。說話時眼睛很少朝你直視，你卻時時能感覺到他的關注或說觀察。他穿一身普通的灰色衣褲，當他騰出手來和我握手時，我發現他戴著一副青色棉布套袖。接著他引我們進屋，高聲詢問我的寫作、工作情況。我很快就如釋重負。我相信戴套袖的作家是不會不苟言笑的，戴著套袖的作家給了我一種親近感。這是我與孫犁先生的第一次見面。
其後不久，我寫了一篇名叫《灶火的故事》的短篇小說，篇幅卻不短，大約一萬五千字，自己挺看重，拿給省內幾位老師看，不料有看過的長者好心勸我不要這樣寫了，說「路子」有問題。我心中偷偷地不服，又鬥膽將它寄給孫犁先生，想不到他立即在《天津日報》的《文藝》增刊上發了出來，《小說月報》也很快作了轉載。當時我只是一個剛發表幾篇小說的業餘作者，孫犁先生和《天津日報》的慷慨使我對自己的寫作「路子」更加有了信心。雖然這篇小說在技術上有著諸多不成熟，但我一向把它看作自己對文學的深意有了一點真正理解的重要開端，也使我對孫犁先生永遠心存感激。
我再次見到孫犁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