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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三天，他自己的病就不用說了，吞嚥還成問題，不能吃飯，也不能喝水，你說說看，一個人不能喝水，能挺幾天？”
我頹然坐倒。
又過去了一個小時，江浩天過來說，查了瀝川留給小薇的通訊錄，沒有任何有用的訊息。瀝川有五年不在北京，回來的時候一直生著病，幾乎沒跟什麼人聯絡過，為防遺漏，他們連關係很遠的，平時不怎麼和CGP聯絡的客戶都問過了。
我忽然想起了什麼，問Rene：“瀝川有沒有可能跟蘇黎世的家人打電話？”
Rene搖頭：“我讓霽川側面地詢問過了，都沒有，他父親目前在香港，心臟不太好，爺爺奶奶的身體這幾年也不行，我們還不敢通知他們，霽川明早到北京。”
我拿了手機，開著Rene租來的車，在北京城的大街上亂逛。
我去了一切曾經和瀝川一起走過的地方，我們一起散步的公園，買菜的商場，喜歡去的咖啡館，電影院，餐廳及圖書城。沒有他的影子。瀝川坐著輪椅，而且還有人推著，如果他真的在這些地方出現，很容易被我找到。
夜晚悄悄來臨，仍然沒有任何進展，瀝川也根本沒有回醫院。
我加滿汽油，在夜色中，一趟一趟地在大街小巷上彷徨。
我找到了小穆在北京的住處，他的室友讓我檢視了他的臥室，小穆很愛乾淨，臥室整整齊齊，生活非常節儉，室友說他挺能幹的，就是家裡窮，高中沒畢業。他的家在陝西的一個偏遠農村，有一個妹妹務農，媽媽改嫁了，父親重病在床，由他妹妹照顧著，巨大的藥費像個無底洞，壓得他喘不過氣，他很需要錢，馬不停蹄地工作。
顯然，小穆也是有準備的，他的房間裡沒有留下任何通訊錄或地址，連垃圾桶都是空的。早上，他一如既往地去醫院，就再也沒回家。
出了小穆住處，我開車繼續在大街上轉，直到凌晨，回到醫院，發現江浩天、張慶輝、Rene和龔先生都在那裡等著我，大家互相看了看，又互相搖了搖頭，沒有新的訊息，只有更多的絕望。
龔先生說：“我託人查了北京所有醫院的急診室，沒有瀝川的下落。”
Rene苦笑：“瀝川如果決定離開醫院，就不會再進任何急診室了。”
上午十點，霽川到了。
他從羅馬趕過來，只帶了一個隨身的小包，一臉的疲憊和憔悴。
霽川與瀝川相貌很相似，可從沒有像今天這麼相似過，以至於一眼看見他，一直保持鎮定的我立即淚流滿面，痛哭失聲。
他過來擁抱我，在我耳邊輕輕地說：“小秋，別放棄，就算傾其所有，我們也要找到瀝川！”
大家繼續商量。
霽川說，他打電話去銀行查了瀝川的信用卡和銀行卡，在離開醫院不久，瀝川在北京的幾個提款機取出了大量的現金，顯然他不想讓人知道他的去向，如果直接用信用卡消費，很快就會被查出來。
雖然毫無線索，我們又開始了新一輪的猜測和新一輪的搜尋，大家兵分四路，尋找各種可能性，一直忙碌到晚上，仍是一無所獲，回到醫院碰頭，人人面色沉重，就在這時，我忽然想起了一個人——陳律師。
我不知道陳東村與瀝川是什麼關係，可是瀝川讓他經手自己的房產和支票，顯見是非常信任的，瀝川時時提醒我不要每月再交錢給他，顯然，這個陳律師和他保持著相當穩定的聯絡。我一直以為瀝川認識陳東村是因為他的事務所與CGP有業務關係，相信江浩天早已打電話問過他了。
當我問起江浩天是否打過電話時，他卻微微一愣，說他從來沒聽說過這個人，也從來沒聽瀝川提起過，CGP和陳東村沒有任何業務關係。
我立即撥通了陳東村的手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