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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比步行者富有（當然也未必），但只要人們獲得財富的機會大致平等，所謂資源分配的不公，就不存在。如果事實上人們獲得財富的機會不平等，那就是另外一個問題了。顯然，這種不平等，不能靠限制人家車輛上路找回來。事實上，就北京而言，有車一族大多都是憑勞動吃飯的工薪階層，沒有理由認為他們有車是佔了誰的便宜。 限行等於是用行政命令的方式，把有車人手裡的車的使用權，砍掉了一部分。讓這些車一部分時間閒置在家，為了開奧運會短期限行，也許人們還可以理解，但要把這種命令長期化，於法於理，都說不通。
在對限行措施的爭議中，對於公車限行人們也提出了不少自己的看法。有的說，10月1日起北京各級黨政機關封存30％公務用車，所有公務車按車牌尾號每週停駛一天。誰來監督？如何監督？公車封存主要是依靠各級黨政機關的領導和單位內部的管理體制，有沒有監管？沒有監管誰知道封存了沒有？公車又沒有特殊標誌，怎麼監督？誰知道那30％封存了沒有？大街上跑的車，誰看得出來哪輛是公哪輛是私？要是真有誠意，根本不用封存，不是公車嗎？咱就規定週六週日不許上街，做得到嗎？
有的還說，公車被限，租車公司生意火爆，限行支持者倒戈成為反對者。據政府有關人士透露，在公車被封及單雙號限行期間，相關政府部門為辦事需要，不得不向機動車出租公司租賃車輛或長期包租計程車，沒有租車能力的單位為出行需要，在限行期間只能打車。但是，應該說，這部分花費或支出顯然是管理成本的加大，是雙倍的浪費，同樣是對納稅人權益的侵犯。在單雙號限行初期，不明就裡的老百姓看到北京空氣質量改善，大多數人支援單雙號等限行措施，但是，當他們領悟到政府在用納稅人的錢財加大管理成本、在用納稅人的錢財為其錯誤施政買單時，必然意識到自身權益遭到侵犯，必然從支援限行倒戈為堅決反對限行，甚至有人提出：應當對車輛封存及限行期間政府租車、打車費用進行審計，且租車、打車費用不能用納稅人的錢財為政府錯誤施政買單，即不能將租車、打車費用計入政府管理成本。由此可見，施行機動車限行措施，政府面臨來自各方面的壓力。
有些確有實際困難的私車車主匯出自己的苦衷：有位男士說，我住在望京，孩子在亦莊開發區上學一年級，我在亦莊開發區上班，每天開車上下班順帶接送孩子，孩子每天早晨8：00到校，限行以後每到不能開車這一天我可怎麼辦？有的住在南五環要去北四環、北三環一帶去上班，開車時早點走到單位用一個小時就夠了，而每週有一天不能開車，乘公交要倒好幾次車，要兩三個小時才能到。有的夫妻倆，雖然有兩輛車，不是同一天限行，而且即使是同一天限行，交管部門也承諾可以換車牌，但兩個人上班的方向完全不同，根本無法互相搭車。如果能順路搭車，當初也就不必買兩輛車了。限行以後，對於這個小家庭來說，每週就有兩天面臨不能開車的難題。一位女士愁眉不展，“週一到週四，哪天不開車，問題都不大。唯獨週五，閨女學琴，我得開車把琴拉到老師家裡去。偏偏我車尾號是0，週五不能動，我們家住得又偏，不好打車。我們娘倆可怎麼辦呀？”這位女士心情很是不爽。
限行通告中還有一個“人性化”措施，就是以後要每月限行尾號要定期輪換。就這一點也引起了很多車主的非議。現在每週一天的限行有的人稍不注意都可能疏忽，在禁行當天非主觀故意上路。如果每月輪換一次，剛適應了某日限行的車主，很可能又因記不住限行日期而非故意違規。很多人說，輪不上幾次，估計就暈了。一項措施給人們帶來這麼大的麻煩，必將使執行效果打折扣。最後能否順利執行下去也難說。
限行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解決交通擁堵問題？對此，也有不少人提出了自己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