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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的交通事故簡報稱：“女三中門前發生交通事故4起，主要是因為帝王廟牌樓使交通受阻所致。牌樓的戧柱和夾杆石多次被撞，牌樓有危險。東交民巷西口路面坡度過陡，又有牌樓阻礙交通，亦屬事故多發點。”於是，5月4日，北京市委就向中央提出一個拆除方案。5月9日中央批了，並指出為取得人民的擁護，必須進行一些必要的解釋。時任北京市副市長的吳晗擔起了解釋拆除工作的任務。我們來看王軍的描述：“梁思成與吳晗發生了激烈的爭論。梁思成認為，城門和牌樓、牌坊構成了北京城古老的街道的獨特景觀，城門是重要街道的對景，重重牌坊、牌樓把單調筆直的街道變成了有序的、豐富的空間，這與西方都市街道中雕塑、凱旋門和方尖碑等有著同樣的效果，是街市中美麗的點綴與標誌物，可以用建設交通環島等方式合理規劃，加以保留。
“據吳良鏞回憶，梁思成一次當著吳晗和市政府秘書長薛子正的面，對周恩來說：‘我對這兩位領導有意見，他們不重視城樓的保護。’
“當年在國務院工作的方驥回憶起梁思成與吳晗的一次衝突：梁先生為了舊都多保留一些有價值的牌坊、琉璃宮門等古建築，在擴大的國務院辦公會議上，和自稱‘改革派’的吳晗同志爭得面紅耳赤，記得有一次，吳晗同志竟站起來說：‘您是老保守，將來北京城到處建起高樓大廈，您這些牌坊、宮門在高樓包圍下豈不都成了雞籠、鳥舍，有什麼文物鑑賞價值可言！’氣得梁先生當場痛哭失聲，這都是我們這些在場作記錄的同志耳聞目睹的事實。
“1953年的一個夏夜，林徽因與吳晗也發生了一次面對面的衝突。
“那是文化部社會文化事業管理局局長鄭振鐸邀請文物界知名人士在歐美同學會聚餐。席間，鄭振鐸感慨道，推土機一開動，我們祖宗留下來的文化遺物，就此壽終正寢了。林徽因則指著吳晗的鼻子，大聲譴責。同濟大學教授陳從週迴憶道，雖然那時林徽因肺病已重，喉音失嗓，‘然而在她的神情與氣氛中，真是句句是真情。’”若把此處的描寫與吳晗在“文革”中的遭遇聯絡起來看，我們會怎麼想？
再看第三段：1957年2月27日，毛澤東召開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就“如何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召集各方面人士1800多位，足足講了4個鐘頭，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口號，“共產黨可以監督民主黨派，民主黨派也可以監督共產黨。”
4月27日，中共中央發成《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提出向“三大主義”，即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宣戰。
5月1日，毛澤東征求張奚若對工作的意見。張奚若即把平日感覺歸納為：“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視既往，迷信將來”，並當面提了出來。
城記：北京舊城改造五十年（10）
這位在北平圍城之時，帶解放軍幹部請梁思成繪文物地圖的政治學家，從1952年起擔任了7年###部長。1956年，在一次學習會上，他就放了一炮：“喊萬歲，這是人類文明的墮落。”
由於時間關係，我不再往下唸了。至少我從王軍的這三段描述中感到了更多文字背後的東西，它已經超出了王軍的這本書本身。
上個月，我和鄧友梅、從維熙兩位前輩應邀到蘇州滄浪區做文化考察。沒想到，現在的蘇州在某種程度上是將梁思成的城市規劃建設的理念，即“安居樂業”變成了現實，它以科學的以“文化立區”的“滄浪”模式出現在我的眼前。蘇州的整體城市建設規劃與發展亦然，“老蘇州”、“新蘇州”和“洋蘇州”構成了一個嶄新的三位一體的大蘇州。
我和王軍一樣，也落下病了。我在蘇州，又不由得想起了為老北京的建築、規劃傷心不已的梁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