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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眾的學經祈禱。他喜愛清潔成為癖好,衣服一塵不染,經常掃地,以至&ot;數人縛帚不給&ot;。在很多方面,李蟄保持著官僚學者的生活方式。例如,即使是短距離的外出,他仍然乘轎;對於書本不願親自閱讀,而是讓助手朗誦以省目力。
退休以後的十幾年,李蟄主要的工作是著述。他的著作大部分都在生前刊刻印行,芝佛院中有一間屋子專門堆放書板。著作的內容非常廣泛,包括儒家經典的闡釋、歷史資料的觀察、文學作品的評論以及倫理哲學的發揮,形式則有論文、雜稅、詩歌、書信等等。但是涉及面雖然廣泛,卻並不等於具有多方面的精深造詣。他寫作的歷史,對史實沒有精確的考辨,也沒有自成體系的徵象。大段文章照史書抄錄,所不同的只是按照自己的意見改換章節,編排次序,再加進若干評論。在接觸小說的時候,他所著眼的不是作品的藝術價值和創作方法,也就是說,他不去注意作品的主題意義以及故事結構、人物描寫、鋪陳穿插等等技巧。他離開了文學創作的特點,而專門研究小說中的人物道德是否高尚,行事是否恰當,如同評論真人實事。再則,即使是闡述哲學理論,也往往只從片段下手,寫成類似小品文,而缺乏有系統的推敲,作為結構謹嚴的長篇大論。惟其如此,當日計程車人,對於&ot;李氏《藏柳》、《焚抑人》一冊,以為奇貨,就大多感到難於理解。
要正確認識此中關係,務需探求李蟄的寫作目的。他的各式各樣的著作,無非異途同歸,其著眼在把讀書人的私人利益與公眾的道德相融合。從這點出發,他的寫作,有如使用各種樂器演奏同一支交響曲。公私衝突之中能否設法調和?如果他還沒有做出恰當的答案,至少已經提出了這個問題。這是一個迫切的問題,對讀書人來說,足以影響他們良心與理智的完整性。李蟄自身的經歷,使他對問題的認識更為深刻,表達更為有力。所以,他的著作仍能獲得讀者的欣賞。其中衷曲,在一封寫給耿定向的信裡發揮得淋漓盡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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