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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手段時常常需要引用戰史，這是很自然的，因為在軍事藝術中經驗要比一切哲理有價值得多。但是，這種歷史的引證當然有它特定的條件，這一點我們將在專門的一章裡論述。可惜人們很少注意這些條件，因而引用歷史大多隻能增加概念上的混亂。
現在我們還要考察一個重要問題，即批判者在判斷某事件時，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和必須利用對事物的比較全面的瞭解，利用為結果所證明瞭的東西，或者說在什麼時候和什麼場合必須拋開這些東西，完全站在當事者的立場上考慮問題。
如果批判者想要讚揚和指責當事者，那麼他們必須儘可能地完全站到當事者的立場上去，也就是說，一方面必須去搜集當事者所知道的一切情況和聲生行動動機的一切情況，另一方面又必須拋開當事者當時不可能知道的和不知道的一切情況，首先必須拋開結果。不過，這僅僅是人們努力追求的目標，實際上是不可能完全達到的，因為產生某一事件的具體情況，在批判者眼裡和在當事者眼裡決不會是完全相同的二有一些可能影響當事者決心的細小情況已無從查考，有一些主觀的動機也從來沒有提到過。這些主觀動機只能從當事者本人或向他十分親近的人的回憶錄中去了解，但是在回憶錄中關於這方面的問題往往寫得很不細緻，或是有意不寫真情。因此，當事者所瞭解的必然有許多是批判者所不可能知道的。
另一方面，批判者要想拋開他們比當事者多知道的材料就更為困難了。如果要拋開偶然發生的事情，即同事件本質沒有聯絡的事情，那還是容易的，但是，要拋開一切重大的事情就非常困難了，而且是不可能完全做到的。
我們先談談結果。如果結果不是偶然產生的，那麼知道結果以後再判斷產生結果的事物，就幾乎不可能不受已知結果的影響，因為我們是在知道結果的情況下觀察這些事物的，而且其中有的部分只有參照結果才能完全瞭解並給予評價。戰史的所有現象對批判來說都是教訓的源泉，批判者用全面考察歷史所得到的認識來闡明事物是很自然的。因此，他雖然有時想拋開結果，但仍然不能完全做到。
不僅對結果，也就是對事後發生的情況是這樣，而且對事前發生的情況，也就是對那些決定行動的情況也是這樣。這方面的材料在大多數情況下批判者要比當事者知道得多，也許有人認為完全拋開多知道的那部分是很容易的，但實際上並非如此。當事者對事前和當時的情況的瞭解不是隻靠確實的情報，而是還要根據大量的推測或假定，即使要了解的情況不完全是偶然的，也幾乎都是先有假定或推測，爾後才有情報的，因此在得不到確切的情報時，就只有用推測或假定來代替了。不難理解，實際上已經知道事前和當時情況的後世的批判者，當他在考慮當事者不瞭解的情況中，哪些情況的可能性較大時，他本來不應該受多知道的材料的影響。可是我們認為，要想完全拋開多知道的材料，如同要拋開結果一樣，是不可能的，其原因也相同。
所以，批判者讚揚或指責某一具體行動時，站到當事者立場上去的可能性是有一定限度的。在很多情況下，批判者在這方面能夠滿足實際要求，但在有些情況下,卻完全不能滿足,這一點不能不注意到。
但是要批判者同當事者完全一致，既不是必要的，也不是可取的。在戰爭中象在一切技術和藝術活動中一樣,,需要的是經過鍛鍊的稟賦，這樣的稟賦稱為造詣。當事者的造詣有高有低，高的往往比批判者的要高，哪個批判者敢說自己具有象腓特烈大帝或拿破崙這類人物的造詣呢? 因此，如果對一個具有偉大的才能的人可以進行批判，那麼就不能不允許批判在利用比當事者知道得多的這個有利條件。所以,批判者在對偉大的統帥進行批判時,不能象驗證算術例題那樣，用偉大統帥用過的材料對他完成任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