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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鼓應在香港也有知音。香港左派除再版陳鼓應的書外，還有這樣一些喝彩文字：
細讀一下陳氏書中所摘引的餘氏詩作，我想任何人都不能替後者的買辦頹廢意識作出任何的辯白，它們充分表現了中國傳統的幫閒文人（身兼文化打手之職）惡劣可鄙的嘴臉和陋習。
一口氣讀畢之後，使我對陳氏頓然改觀，他讓我們看到一個處於逆境中的知識分子充滿虎虎生風的戰鬥精神及獨立不阿、不諂媚權貴，敢為廣大人民說話的氣概。一句話，是值得我們鼓掌、歡呼的。41
這種評價顯然屬情緒性反應。刊登此文的刊物深受大陸“*”極左思潮的影響，這從該文的末尾也可看出這類文章粗鄙化的傾向：“補記：在此向設計《這樣的詩人余光中》一書封面的楊國臺先生致敬。你‘操’得好！你也夠姜！” txt小說上傳分享
余光中（9）
如果說，余光中《狼來了》是從意識形態出發，那陳鼓應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離開文學主旨對余光中進行道德審判，以證明余光中的“頭”就有問題，沒有什麼資格去檢查別人的“頭”。陳鼓應和余光中這一正一反遠離鄉土文學的極端筆戰的例子，充分證明這場論戰“是一場文學見解上沒有交叉點的戰爭，只是兩種相對立意識形態的對決”。42
來自香港的排炮
余光中去香港正值“*”後期，*已經墜亡，但“四人幫”的活動還十分猖獗，利用評法批儒塞進自己“批林批孔批周公”的私貨，和*展開了一場爭奪戰。
在70年代，相對於禁閉的臺北，香港是兩岸之間地理最逼近、資訊最方便、政治最敏感、言論卻最自由的地區；作為中國*後門的香港，也是觀察家、*家、記者、間諜最理想的看臺。由於靠近大陸，不論政治觀念還是學術研究，香港都會受內地階級鬥爭意識形態的影響。那裡不僅英語和粵語並行，西方和東方交匯，而且左派和右派對立。
余光中去香港以前，旅美的夏志清在信裡就向余光中提出警告，說那裡的左報左刊不歡迎他，精神不會愉快起來。余光中回信說，自己對被罵一事早有訓練，耳皮早磨厚了。果然來香港不久，一陣排炮自左面轟來。其原因在於余光中的直言一直不悅左耳：他對“*”的做法作了一些力所能及的抵制和批判，這充分反映在他的一些詩文中，如《夢魘》、《北望》、《故鄉的來信》、《小紅書》等。針對大陸的陰暗面進行批判難免遭受誤解——認為余光中在臺灣“*”，到香港仍不改其本性，一些自稱左派的人便把火藥的目標指向他們心目中的這位“右派”，其文字至少有十萬字之多。
香港有一個以政論性著稱的刊物叫《盤古》，創刊於1967年。它的許多文章表現了對中國政治的關心和強烈的民族主義意識。進入70年代，《盤古》受保衛釣魚島運動的衝擊，編輯路線急劇地左傾。如1972年1月25日出版的《盤古》，在相當於社論的《盤古之聲》中，發表了《向本港牛鬼蛇神宣戰》，用大陸紅衛兵的做法橫掃一切不同觀點的文化人。余光中早已被列入他們的“牛鬼蛇神”的名冊，因而該刊組織了數次“余光中是愛國詩人嗎”的討論。他們除刊登本地作者文章外，還轉載海外的文章。譬如1975年10月25日出版的86、87期合刊號，共轉載了來自不同地區代表三種觀點和立場的文章：
第一篇是華盛頓大學哲學博士出身的程石泉的《論臺灣的某些新詩》，其立場是親臺的：
當我們讀到余光中的《鄉愁》四韻，但見一行行美麗的辭藻，在字裡行間中國民族意識一點都沒有，為解救在大陸上同胞苦難的意願絲毫不存在，但聽到他在歌唱“路長腿短/條條大路是死巷/每次坐在世界的盡頭”（《盲丐》）。他在他的《鄉愁》裡曾經說道“我在這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