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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教授近來工作量很大，除了他自己的美學專著要整理出版，還給研究生授課，再就是校史編纂委員會的工作。
的確離百年校慶還早，但這是新千年之前的一次校慶，社會上有人把北大百年校慶與新世紀到來聯絡到一起，於是出現了北大如何迎接新千年，能否再造輝煌百年的命題。這無疑使百年校慶社會化了，參與其中的不再僅限於學校內部，社會上關心北大的一切人士，尤其文化人都熱衷於此，於是改革開放條件下的高等教育如何發展，等尖銳命題也不斷被提出來。
除了往屆的校慶回顧校史，紀念名人，砥礪學生，展望未來等活動之外，許多文化人借北大百年校慶的平臺，發表他們對社會現實的看法，一時間：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
童教授多了許多無法預想的任務，比如接受電視採訪，比如回覆群眾來信等等。他自己還要到北大一些地方去轉轉。是自己提出“給北大拍寫真”的想法，他於是規定自己每天都去一個地方，去回憶那些過往，回憶大師們在北大留下的那些點滴往事，並寫成回憶文章。那些名人軼事是北大精神的鮮明寫照。
永遠的校長蔡元培，他那句名言：“讀書不忘救國，救國不忘讀書”，是北大師生精神生活的真實寫照。北大人歷來信奉老校長的“相容幷包之主義”，所包者，既有新舊、中西、文理、漢宋，更有生死攸關的政治與學術。
北大：園園皆有景，處處總關情。每一處風景都留下了大師們的印記。每到校慶慶典的時候，都是我們確立學校聲望，凝聚校友感情，以及確立學校未來發展戰略的時候。百年校慶將難逃避“百年光榮”的敘述基調，恐怕會被“集團轟炸”，但我們自己需要保持冷靜，中國的高等教育體制，遠遠落後於整個國家的改革大業，需要我們思考，進取。魯迅先生1925年在《我觀北大》的演講中說道：“北大是常為新的，改造運動的先鋒。”“北大是常與黑暗勢力抗戰的，即使只有自己。”
在最困難的抗戰時期，蔣夢麟校長挺身而出，不辭辛勞地奔波，使學生、教授們，跑警報的同時依然堅持做學問，那種堅定是我們現在的學生難以想象的。
後來的胡適校長，風度翩翩，才華過人，曾是哥倫比亞大學的優秀人才。他與北大的緣分更深，去世時，用北大校旗覆蓋棺材。這位在中國近代史上留下深刻印記的學者，擔任北大校長期間，喜歡用寫信的方式與友人交流，他認為這是一種最直接、最真誠的溝通方式。他的信件內容豐富，既有對學術問題的探討，也有對生活瑣事的關心。他的筆觸流暢，文字簡潔明瞭，讓人感受到他的真誠和熱情。
在他的書房裡，堆滿了書籍和信件。他常常坐在書桌前，認真地回覆每一封信。他的回信總是充滿了鼓勵和建議，讓人感受到他的關懷和支援。
胡適的一生，都在追求真理和自由。他的思想和著作，對中國的現代化程序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他的名字，將永遠銘刻在中國近代史上。許多友人提議北大應該在校園裡為他塑像。
馬寅初校長嚴謹治學的態度影響了一代又一代的學生。他主張“犧牲主義”。“然既有精神，必有主義，所謂北大主義者，即犧牲主義也。服務於國家社會，不顧一己之私利，勇敢直前，以達其至高之鵠的。”
幾位校長闡述的北大精神必須傳承下去，一個有個性的學校應該呵護每一個學生的獨立思考，給他們創造自由的研究氛圍。
童教授一直怕回到蔚秀園，怕睹物思人，想起那些令人提心吊膽的歲月。童稚回來後，他想到回蔚秀園看看。
為了向後輩更多地介紹北大，他想：如果自己這把年紀的人不發聲，後輩人對那個瘋狂的年代會一無所知。使命感壓倒了他個人的恩怨，他一步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