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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有我這種想法的教員還很多。有一次，校長許光達就找我們談話。他說：&ot;大家希望到前線去殺敵，這沒有錯。說實話我也想到前線去帶兵打仗。但抗大還要不要辦？要辦就需要教員。現在根據形勢的發展，抗大一天天在擴大，教員不夠。因此大家要服從革命利益。&ot;許光達是黃埔軍校六期畢業的，智勇雙全。1934年作戰時受傷，黨組織就送他到蘇聯養傷，以後留在蘇聯學習，1938年才回到延安。1955年授軍銜時，他兩次寫信給毛主席不肯接受大將軍銜。他說在紅軍最困難的時候，他離開了紅軍，沒有參加過長徵，論資歷、功勞都不如王震，應將大將軍銜讓給王震。最後，還是授予他大將軍銜。
在三分校任教的同事先後有王守成（朝鮮人）、蔡得仁（體育教員）、賈克、陳唯實等。同我關係最好的是王守成，和我是黃埔軍校同期同學。他不僅有一定軍事水平，而且在文學藝術方面很有天賦，他能寫小說，會作曲，同音樂家鄭律成是同鄉、更是好友，二人合作編寫了不少抗日歌曲。透過和他的交往，我深深體會到殖民地人民的感受。從那時起，我們就有一個共同的願望：將來一起到東北、朝鮮去解放被日本鐵蹄下奴役的人民。1945年日本投降後，我們在東北吉林見過幾次面，後來聽說他回到朝鮮，任人民軍炮兵團長，不知何故自殺了，實在是可惜。三分校政治教員中有一些是大學老師，還有些人是參加過&ot;一二&iddot;九運動&ot;的北京大學畢業生，他們在紅軍大學時期就已在校授課，有文化，容易接近。教員中也有一些社會名流，如提倡國防文學而受過魯迅批評的徐懋庸也在抗大當教員。同事中還有一位老資格的黨員張慶孚，曾當過大學教授。他是陝北紅軍和根據地的領導人之一。在執行黨的路線政策時，他是反對劉志丹的。在肅反擴大化時劉志丹被關押，他是贊成的。紅軍長徵到達陝北後，毛主席釋放了劉志丹，他就被安排到抗大教書。那時像我這樣的年輕教員，剛參加革命不久，對張慶孚的具體情況不清楚。他也不會主動同我們談往事，只是偶爾漏兩句自己過去的經歷。聽他的口氣，感覺得出他對黨中央不服、不滿。不過，他講理論有一套，有學問，很自負。不知什麼原因，他對我寫的字很感興趣，特意要我為他寫了一個條幅，掛在他的窯洞裡。其實我的字並不好，自己都覺得很難看，他卻對我說：&ot;我就是喜歡你這個字型。&ot;自1938年4月來到抗大，我先當學員，後任教員，在抗大學習、工作兩年多。在這裡我瞭解和認識了中國共產黨，並成為其中光榮的一員，走上了救國救民的革命道路。在教學中，我時刻注意理論聯絡實際，努力研究軍事理論，初步瞭解了毛主席的軍事思想。這一切都為我以後成為一名合格的軍事指揮員打下了良好的基礎。當時的陝甘寧邊區，還是很民主、積極向上的。但任何社會不可能沒有缺點。外來的青年學生投奔延安，都是為了追求光明、自由、平等。他們中的個別人看到一些待遇差別等不如意的問題，就很有意見。一些青年學生就在《解放日報》上發表文章，宣洩心中的不滿。其中頗有代表性的就是王實味的小說《野百合花》，還有丁玲寫的《三八有感》。他們不能理解為什麼同樣是參加革命，有些人卻可以吃小灶，有馬騎？因此他們認為應該建立一個絕對平等、沒有等級差別的社會。還有的人透過學習不僅沒有解決心中的問題，反而增加了新的困惑。比如有人就對邊區實行的三三製表示不滿，認為像李鼎銘這樣的大地主，共產黨為什麼還要和他合作。因此也有個別人離開了延安。不過這些負面看法，對我幾乎沒有任何影響。這主要是因為我在國民黨軍隊中幹過，特別是在孝感師管區招兵的一段經歷，再對比延安經歷，簡直不可同日而語。在我看來這些青年學生缺乏社會經驗，思想過於天真，容不得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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