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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秋白的&ldo;名譽(4)
就是對於最親密的愛人楊之華，&ldo;也只露一點口風&rdo;，這說明這些&ldo;多餘的話&rdo;在瞿秋白心中已積鬱多時，他渴望傾訴卻又不能傾訴，他必須在內心築起一道堤壩，並時時防範著它的潰決。而如今，他可以用一支筆掘開這堤壩，讓被禁錮已久的心潮噴湧而出，他怎能不感到從未有過的舒暢呢？不過，這並不意味著瞿秋白之所以寫《多餘的話》，僅是為了逞一時之快。做過多年&ldo;所謂&l;殺人放火&r;的共產黨的領袖&rdo;，作為中國最早的所謂&ldo;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家&rdo;之一，瞿秋白清楚地知道自己必然要進入歷史，必然要被後來的文人、學者、政客評頭品足。與其自己的面目被他人善意或惡意地胡塗亂抹，不如自己臨死前攬鏡自照，畫下自己的真面目；與其自己的歷史角色被他人善意或惡意地隨意分派，不如自己在離開人世前為自己做出準確的歷史定位。‐‐這才是瞿秋白寫《多餘的話》的一部分真正目的。
既如此，對瞿秋白的最真實的尊重，就應該是尊重他的自我描繪和自我定位。
&ldo;我願意受歷史的最公平的裁判！&rdo;
由於種種原因，《多餘的話》寫出後，竟長期並未對瞿秋白的&ldo;革命聲譽&rdo;帶來&ldo;損害&rdo;，這也許是瞿秋白握筆之初所未料及的。1945年4月召開的中共六屆七中全會所做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十年前遇難的瞿秋白做了這樣的&ldo;結論&rdo;：&ldo;瞿秋白同志，是當時黨內有威信的領導者之一，他在被打擊後仍繼續做了許多有益的工作（主要是在文化方面），在一九年六月他英勇地犧牲在敵人的屠刀之下。所有這些同志的無產階級英雄氣概，乃是永遠值得我們紀唸的。&rdo;直到&ldo;文革&rdo;時期，《多餘的話》才成了嚴重的問題，瞿秋白被說成為革命的&ldo;叛徒&rdo;，遭受嚴厲的譴責、謾罵，自己的墓和父母的墓都被砸。對於瞿秋白，這真是遲來的審判和&ldo;報應&rdo;。不少人為瞿秋白在&ldo;文革&rdo;中的遭遇深感不平。但我以為，瞿秋白如果地下有知，或許既不會感到突然，也不會覺得怎樣的委屈。
去年，我在舊書店買到一本《瞿秋白批判集》，編輯出版者為&ldo;北京師大革委會井岡紅軍&rdo;，出版時間是1968年2月。這本書收集了從中共高層到&ldo;紅衛兵小將&rdo;對瞿秋白的批判，也輯錄了包括《多餘的話》在內的瞿秋白的&ldo;反動言論&rdo;。翻過扉頁，背面貼著一張署名&ldo;編者&rdo;的鉛印字條，上寫&ldo;本書原引戚本禹講話及所有關於戚本禹的論述全部作廢。&rdo;在書店時，翻到這張字條，我啞然失笑，並立即決定買下。
《多餘的話》作為瞿秋白的歷史舊帳，是在&ldo;文革&rdo;開始前數年便被翻出的，而這要&ldo;歸功&rdo;於後來成為&ldo;中央文革小組&rdo;成員的戚本禹。戚本禹在1963年第4期《歷史研究》上發表了與羅爾綱等人&ldo;商榷&rdo;的《評李秀成自述》一文，說李秀成被曾國藩捕獲後寫了自供狀，因而是&ldo;太平天國革命&rdo;的&ldo;叛徒&rdo;，將要&ldo;遺臭萬年&rdo;：&ldo;無情的事實說明瞭：李秀成的自述並不是為總結太平天國革命的經驗教訓而寫成的&l;革命文獻&r;，它只不過是為投降的目的而寫的一個背叛太平天國革命事業的&l;自白書&r;。&rdo;此文引發了學術文化界的一場爭論。爭論正進行時，毛澤東出面支援了戚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