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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晟之言把王壬氣得差點便在殿上昏過去，王壬向楚嶽峙下跪懇請三思，表示律例沿襲多年，萬不可輕言改之，更不能輕易動用酷法。
楚嶽峙卻道：「鍾次輔所言，句句在理，禮在法前，何以不能改？若說酷法，這杖八十是刑，牢獄是刑，流放是刑，可如今這判刑標準尚未定，怎的就成酷法了？」
王壬啞口無言，楚嶽峙乾脆讓其就這麼跪著，想通了再起來，其餘反對的朝臣見狀頓時未敢再多言。
至此，鍾清衡提議律例修改得以確立，將在與刑部及大理寺進一步商議，敲定各項細節後頒布推行。
十二月中旬，離正月休朝尚有大半個月，大理寺卿阮邢與內閣次輔涼忱共同提出，今民間有女子從商，其中以寡婦或因為幫補夫家而不得不從商的婦人居多，但在從商過程中，時有糾紛，因大蘅國並無相關律例，即便上報官府也難做定奪，故提案應對女子從商訂立相關律例，讓官府有法可依依例審判。
女子不應拋頭露面，此乃預設之禮，女子從商必然在外奔走，如此便是有違禮制，於是再次有大批朝臣進言，比起訂立規範女子從商的律例，更應明令禁止女子從商破壞禮制。
禁止女子從商之言，幾乎是一提出便遭到了駁斥，因與之相關的乃女子拐賣案的受害女子在獲救後，若家人不願領回又或受害女子本身不願回歸故鄉遭人指點，朝廷都將會幫助受害女子改名換姓，並統一安排她們進入由朝廷設辦的繡房與織布坊中，以自己的雙手養活自己。若是禁止女子從商，那便是在質疑朝廷多年來安置受害女子之法有錯，而那些因被拐賣而人生遭毀的受害女子豈不是又要失去棲身之所？
部分朝臣庭上進言，遭拐賣的受害女子乃是特殊案例，不該納入用以作為對比，且若準女子從商，豈非鼓勵女子罔顧禮制在外拋頭露面？
司淵渟對此引用前唐朝之例作為反駁：「《太平廣記》有記，『唐汴州西有板橋店，店娃三娘子者……寡居，年三十餘，無男女，亦無親屬，有舍數間，以鬻餐為業。然而家甚富，多有驢畜』。若夫已亡故，又無子女，寡婦不從商該以何為生計？敢情真要讓人餓死，再讓人議論，大蘅國容不下無依無靠的寡婦，還不如前朝？不僅如此，《太平廣記》中還有許多關於女子在紡織、冶金與果蔬商鋪等經營記載，足可見過往朝代歷史上並非沒有女子從商之例，前朝尚能容女子從商，何以到了今日，反倒不能容了？
「誠然，大蘅國開國之初也認定工商雜色之流，大蘅國對工商早已開放，海禁解除後海貿更讓大蘅國經濟得到進一步的發展，如今律例早已參照《全唐文》定下新法，應屬諸軍諸使司等在村鄉及坊市店鋪經紀者，宜與百姓一例差科，不得妄有影占。既已允許商人與百姓可享相通待遇，且商貿繁榮也令百姓衣食有餘家給人足，又為何不準部分情況特殊的女子經商立業，讓她們得以憑己謀生？
「長久以來，休妻遵從七出，且『三不去』中有定，若妻子孃家已無人可依甚至孃家已不復存在，則不能休妻。休妻需經過宗族定奪，絕非輕易能定一紙休書。然妻者若只能依附與丈夫，這於男子而言難道就不是一種負擔？準女子立業從商，未見得就不是雙方互惠之事，婦人可名正言順幫補夫家；如若不幸，夫君早逝又無子女，也能從商養活自身而非只能指望亡夫留有遺產。若論事例，《唐代墓誌彙編》便有記，皇甫賓之妻楊氏，在丈夫死後經營財產，會陶公之法，固得水旱無懼，吉凶有資。」
司淵渟之辯出於理據也出於過往記載事例，有此開頭，令阮邢與涼忱在之後的庭辯中也更立得住腳。
而說妻者只能依附於夫於男子而言為負擔，也不過是為了說服那些堅持己見自視甚高的朝臣們。
之後又再經過半個月的庭辯，終於在正月休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