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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世香拿回我們的糖紙來到院裡，在院子門口，我把我精心「打扮」過的那一千張紙扔向天空，任它們像彩蝶一樣隨風飄去。我長大了，在讀了許多書識了許多字之後，每逢看見「欺騙」這個詞，總是馬上聯想起「表姑」這個詞。兩個詞是如此緊密地在我意識深處挨著，歲月的流逝也不曾將它們徹底分離，讓我相信大人輕易之間就能夠深深傷害孩子，而那深深的傷害會永遠地藏進孩子的記憶。
孩子是可以批評的，孩子是可以責怪的，但孩子是不可以欺騙的，欺騙本是最深重的傷害。我們已經長大成人，可所有的大人不都是從孩童時代走來麼？ 你的腦子有時像一團飄浮不定的雲，有時又像一塊冥頑不化的岩石。你卻要去追趕你的飄浮，錛鑿你的冥頑。你的成功大多在半信半疑中，這實在應該感謝你冥頑不化、顛撲不滅的飄浮，還有相應的機遇和必要的狡黠。
於是，你突然會講一口流利的外語了，你突然會游泳了，你突然會應酬了，你突然會烤麵包了。
我父親從幹校回來，總說他是靠了一個偶然的機遇：廬山又開了一個什麼會，陳伯達也倒了，影響到當時中國的一個方面，幹校亂了，探親的、託病的、照顧兒女的……他們大多一去不返，慢慢幹校便把他們忘了。父親的脫離幹校是託病，那時他真有病，在幹校得了一種叫做陣發性心房纖顫的病，犯起來心臟亂跳，心電圖上顯示著心律的絕對不規律。父親的回家使我和妹妹也從外地親戚家回到了他身邊，那時我十三歲，妹妹六歲。母親像是作為我家的抵押仍被留在幹校。
那時的父親是個安分的人，又是個不安分的人。在大風大浪中他竭力使自己安分些，這使得軍宣隊、工宣隊找他談話時總是說「像你這樣有修養的人」、「像你這種有身份的人」當如何如何，話裡有褒也有貶。但因了他的安分，他到底沒有受到大的磕碰。關於他的大字報倒是有過，他說那是因為有人看上了他那個位置，其實那位置才是一家省級劇院的舞美設計兼代理隊長。於是便有人在大字報上說他不姓鐵，姓「修」，根據是他有一輛蘇聯腳踏車，一臺蘇聯收音機，一隻蘇聯鬧鐘，一塊蘇聯手錶。為了證明這存在的真實性，大字報連這四種東西的牌子都作了公佈，它們依次是：「吉勒」、「東方」、「和平」、「基洛夫」。
「也怪了。」事後父親對我說，「不知為什麼那麼巧，還真都是蘇聯的。」
這大字報震動不大，對他便又有了更具分量的轟炸。又有大字報說：幹校有個不到四十歲的國民黨員，挖出來準能把人嚇一跳，因為「此人平時裝得極有身份」。大字報沒有指名道姓，父親也沒在意。下邊卻有人提醒他了：「老鐵，你得注意點，那大字報有所指。」父親這才感到一陣緊張。但他並不害怕，因為他雖有四件「蘇修」貨卻和國民黨不沾邊。當又有人在會上借那大字報旁敲側擊時，他火了，說：「我見過日本鬼子見過偽軍，就是沒見過國民黨。」他確實沒見過國民黨，他生在農村，日本投降後老家便是解放區了。鬼子偽軍他見過，可那時他是兒童團長。
大字報風波過去了，父親便又安分起來。後來他請病假長期不歸也無人問津，或許也和他給人的安分印象有關。
父親把我們接回家，帶著心房纖顫的毛病，卻變得不安分起來：他刷房、裝檯燈、做櫃子、刨案板、翻舊書舊畫報，還研製麵包。
麵包那時對於人是多麼的高不可攀。這高不可攀是指人在精神上對它的不可企及，因此這研製就帶出了幾分鬼祟色彩，如同你正在向資產階級一步步靠近。許多年後我像個記者一樣問父親：「當時您的研製契機是什麼？」
「這很難說。一種嚮往吧。」他說。
「那麼，您有沒有理論或實踐根據？比如說您烙餅，您一定見過別人烙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