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再講提示您：看後求收藏（八零中文www.80zw.tw），接著再看更方便。
藾息（Emil Reich）120作《裴彖飛詩論》（未完），第八號有魯迅的《破惡聲論》（未完），周作人譯亞倫坡作《寂謨》121、契訶夫作《莊中》122，第九號有周作人的《哀弦篇》。因為“那編輯先生有一種怪脾氣，文章要長，愈長，稿費便愈多”123，二人所寫多為長文。
編輯《河南》的劉師培，此前還曾主持《天義報》。一九〇七年下半年，周作人在這裡發表過一些作品。其中以《論俄國革命與虛無主義之別》124及兩篇《讀書雜識》125較為重要。《讀書雜識》列舉俄國斯諦勃鄂克（Sergei Mikhailovich Kravchinski，筆名S。 Stepniak）126、匈牙利裴彖飛（Petofi Sándor）127等，實為魯迅《摩羅詩力說》及他自己的《哀弦篇》之先聲；而針對當時人們“競趨實質”、“尤薄文藝”所說“吾竊以為欲作民氣，反莫若文章，蓋文章為物，務移人情，其與讀者交以神明，相喻於感情最深之地，印象所留，至為深久，莫能漶滅，故一書之力，恆足以左右人間，使生種種因緣”，又系《論文章之意義暨其使命因及中國近時論文之失》之雛形。《論俄國革命與虛無主義之別》介紹俄國克羅頗特庚（Петр Алексеевич Кропоткин）128有關虛無主義的解釋，也可以視為《河南》上“《新生》甲編”的必要補充。以後周作人將克氏列為對自己有重要影響的人物之一，所看重的是“虛無論的意思實在只是中國所云無徵不信，換句話說就是唯物的人生觀，重實證而輕理想”129。
透過給《河南》撰稿，以魯迅為主，周作人為輔，共同構築了一個思想體系，綱領即是《文化偏至論》中所說“掊物質而張靈明，任個人而排眾數”。十年之後，他們藉《新青年》重在思想界發難，實系在此基礎之上，有所發揚光大。一九二五年魯迅出版論文集《墳》，將《河南》上自己的幾篇完整之作收入，表明繼續認可其中觀點；周作人則始終堅信“群眾就只是暴君與順民的平均罷了”130，也是脫胎於“任個人而排眾數”。當時二人所作，既相互呼應，又相互補充，應該是長久醞釀、反覆切磋的結果。《摩羅詩力說》、《論文章之意義暨其使命因及中國近時論文之失》和《哀弦篇》，著眼點都在“掊物質而張靈明”這一方面。《論文章之意義暨其使命因及中國近時論文之失》解決文學觀念的問題，這是思想體系的組成部分，其位置當在《文化偏至論》與《摩羅詩力說》、《哀弦篇》之間。文章引述西方各家各派說法，可見作者視野廣闊——這一點此前在《天義報》上已有所顯現；而對於文學理論的特殊興趣，則使我們聯想到他後來的《人的文學》、《自己的園地》等。周氏自謂開有“文學小店”，應該說由此揭幕。該文後半部分雖以林傳甲《中國文學史》為具體批評物件，矛頭卻指向在中國思想界佔據統治地位的儒家學說，所言：“第吾國數千年來一統於儒，思想拘囚，文章委頓，趣勢所兆，鄰於衰亡，而實利所歸，一人而已。及於今日，雖有新流繼起，似易步趨，而宿障牽連，終歸惡化，則無冀也。有志之士，生當今時，見夫民窮國敝，幡然思以改之，因太息涕流言工商之不可緩，顧知謀一身之飽溫，遂不顧吾心之寒餓乎？又或呼號保國，言利權收回矣，顧知寶守金帛，而心靈桎梏遂不思解放乎？從可知文章改革一言，不識者雖以為迂，而實則中國切要之圖者，此也。夫其術無他，亦惟奪之一人，公諸萬姓而已。文章一科，後當別為孤宗，不為他物所統。又當擯儒者於門外，俾不得復煽禍言，因緣為害。而民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