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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書，怕大班太雜沓，未生去對太炎說了，請他可否於星期日午前在民報社另開一班，他便答應了。伍舍方面去了四人，即許季茀和錢家治，還有我們兩人，未生和錢夏（後改名玄同），朱希祖，朱宗萊，都是原來在大成的，也跑來參加，一總是八個聽講的人。民報社在小石川區新小川町，一間八席的房子，當中放了一張矮桌子，先生坐在一面，學生圍著三面聽，用的書是《說文解字》，一個字一個字的講吓去，有的沿用舊說，有的發揮新義，乾燥的材料卻運用說來，很有趣味。太炎對於闊人要發脾氣，可是對青年學生卻是很好，隨便談笑，同家人朋友一般，夏天盤膝坐在席上，光著膀子，只穿一件長背心，留一點泥鰍鬍鬚，笑嘻嘻的講書，莊諧雜出，看去好像是一尊廟裡的哈喇菩薩。”111
對周作人來說，這仍是一種語言學習。學習英文以及此後學習古希臘文，為他開闢通曉西方文化之路；學習日文，開闢通曉日本文化之路；聽章炳麟講學，則使周作人得窺中國文化的神髓。他曾說：“魯迅對於國學本來是有根柢的，……現在加上文字學的知識，從根本上認識了漢文，使他眼界大開，其用處與發見了外國文學相似。”112這話也可以用來說他自己。得到國學大師真傳，兄弟二人於此造詣甚深；是以多年後與章士釗、陳源等論戰時，才會那麼輕蔑對手。至於當下直接的作用，則體現於文章之中，無論寫作還是翻譯。即如周作人所說：“丙丁之際我們翻譯小說，還多用林氏的筆調，這時候就有點不滿意，即嚴氏的文章也嫌他有八股氣了。以後寫文多喜用本字古義，《域外小說集》中大都如此，斯諦普虐克（Stepniak）的《一文錢》曾登在《民報》上，請太炎先生看過，改定好些地方。”113這在當時，明顯帶有反清排滿的民族革命色彩。——後來他有所說明：“革命精神的懷古，是一種破壞現狀的方便，與對於改革而起的反動的保守的運動很不同，譬如希臘復活古語，貌似復古，其實卻在驅逐闖入的土耳其語。中國革命以前的復古思潮也如此，與革命後的反動的復古完全是兩樣的；所以我們對於被壓迫民族的懷古的思想要能客觀的理解他，不可將他認作民族的傳統精神。”114周作人的復古立場，前後堅持了將近十年。除此之外，他還講到一層：“我總覺得受了不少影響，革命前後的文字上的復古或者也是一種，大部分卻是在喜歡講放肆的話，——便是一點所謂章瘋子的瘋氣。”115此即傳承了浙江“深刻”一脈文風，對他自己身上的“叛徒”或“流氓鬼”不無啟發作用。民報社聽講的同學中，錢玄同、朱希祖、許壽裳等，將來繼續出現在周作人的世界裡，有的還扮演了重要角色；三十年後錢玄同逝世，周作人所寫輓聯有云：“同遊今散盡，無人共話小川町。”116
周作人傳 第二章 一九○六（6）
周作人說：“魯迅計畫刊行文藝雜誌，沒有能夠成功，但在後來這幾年裡，得到《河南》發表理論，印行《域外小說集》，登載翻譯作品，也就無形中得了替代，即是前者可以算作《新生》的甲編，專載評論，後者乃是刊載譯文的乙編吧。” 117為《河南》雜誌所寫文章，就明顯有著章式“文字上的復古”的傾向：“又喜歡做怪句子和寫古字，這是受了當時《民報》的影響。”118——關於此事緣起，周作人說：“可巧在這時候有我在南京認識的一個友人，名叫孫竹丹，是做革命運動的，忽然來訪問我們，說河南留學生辦雜誌，缺人寫稿，叫我們幫忙，總編輯是劉申叔，也是大家知道的。我們於是都來動手，……”119計第一號有魯迅的《人間之歷史》，第二、三號有魯迅的《摩羅詩力說》，第四、五號有周作人的《論文章之意義暨其使命因及中國近時論文之失》，第五號有魯迅的《科學史教篇》，第七號有魯迅的《文化偏至論》，周作人口譯、魯迅筆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