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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卻有所反思：“在這個時期，我憑了那時浪漫的文藝思想，在做文學活動，這所謂的浪漫思想第一表現在我給《每週評論》所寫而後來發表在《新青年》上的一篇《人的文學》裡邊。”295其實前述三個層面的想法本身並不錯，“個人主義的人間本位主義”尤其是對人道主義的本質性的把握；所謂“浪漫思想”，乃是將“人”、“社會”與“文學”之間視同因果關係，即認為關於人的理想一定能在社會意義上得以實現，而“人的文學”真的對於此種實現有所促進。也就是說，是以“定能如此”取代了“應該如此”。周作人的人道主義思想，當時還屬於啟蒙主義的範疇；以後才分離出來，成為獨立存在。“憑了那時浪漫的文藝思想”云云所質疑的，正在啟蒙主義這一點上。
一九一九年二月底至三月初，周作人寫了兩篇短文。晚年回顧平生，他自稱這是“比較的至今還是記得清楚的”，“乃是由衷之言，可以說是近於‘言志’的東西”296。其一是《思想革命》297，明確指出：“文學革命上，文字改革是第一步，思想改革是第二步，卻比第一步更為重要。我們不可對於文字一方面過於樂觀了，閒卻了這一方面的重大問題。”周作人提倡“人的文學”，當然應該納入“思想革命”；但若說“思想革命”僅僅指“人的文學”，卻未免把他的意思侷限住了。這要聯絡到此前發表的《祖先崇拜》298，其中有云：“我不信世上有一部經典，可以千百年來當人類的教訓的，只有紀載生物的生活現象的Biologie（生物學），才可供我們的參考，定人類行為的標準。在自然律上面，的確是祖先為子孫而生存，並非子孫為祖先而生存的。……所以我們不可不廢去祖先崇拜，改為自己崇拜——子孫崇拜。”周氏對生物學知識早有興趣，又受到英國博物學家懷德（Gilbert White）299、湯木孫（Sir John Arthur Thomson）300和法國昆蟲學家法勃耳（Jean Henri Fabre）301等人很大影響；據此“定人類行為的標準”，卻是他自己的貢獻。他說：“我這倫理的生物學的解說不管它的好壞得失如何，的確跟了我一輩子，做了我一切意見的根底。”302在周作人看來，所有舊觀念舊道德都不是一成不變的定規，均在重新審視之列，這才是他所謂“思想革命”；以後他的一系列非聖無法的思想與行為，根源即在於此。《祖先崇拜》和《思想革命》是周氏這一時期最重要，也是足以概括他一生思想的作品。行文看似平和，其實具有非常激進的傾向。所質疑的是通常視為前提的東西。周作人說：“當時並無甚麼計劃，後來想起來卻可以算作一種表示，即是由文學而轉向道德思想問題，其攻擊的目的總結攏來是中國的封建社會與科舉制度之流毒。”303
周作人傳 第四章 一九一七（9）
不久，周作人有紹興、日本之行。這是他最後一次回到故鄉。“民國八年我們決定移家北京，我遂於四月告假先回紹興，將在那裡的家小——妻子和子女一共四人，送往日本東京的母家歸寧，還沒有來得及去逛上野公園，聽見‘五四’的訊息，趕緊回北京來，已經是五月十八日了。”304此種反應，與從前辛亥革命時頗有差別。大概因為先已投身新文化運動，現在總爆發了，他遂認定這回真是“千載一時，會更始之際”。隨即親身經歷“六三”事件。他與陳百年、劉半農、王星拱等作為北京大學教員代表，前往第三院法科慰問被政府拘押的中小學生。當日作《偶成》305一詩，將此次事件與俄國一九〇五年革命相比：“踏了冰踹了雪，一直往西北，/在那裡的舊帳簿上，/卻可看到許多這樣的事，/用通紅的火一般的橫行字，/都在那舊帳簿的末頁上記著。”兩天後，周作人遇到軍警馬隊衝散聽學生講演的人群，歸而作《前門遇馬隊記》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