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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手中基本奪回劉家江山之後，有一個問題深深困擾著他：為什麼在王莽篡漢過程中有那麼多的知識精英為王莽歌功頌德，漢劉家的治能、治術、治德當然出了大問題，但總不至於讓精英分子把儒家持守的春秋大義全丟了吧？
比之春秋大義，王莽是亂臣賊子無疑；比之春秋大義，多數精英不正常了。
這是個問題！可稱為“劉秀難題”。
這個問題有多嚴重呢？民國期間的著名歷史學家夏曾佑先生在研究古代的刺客遊俠問題時，附帶說了一下：“案刺客遊俠至漢武之後，其風遂微。王莽之興，天下靡然從風，為莽頌德者，四十八萬七千五百七十二人。西漢末之風俗，可想見矣。”
有四十多萬人為王莽歌功頌德，相當於精英們的心靈谷田裡遭受了巨大的雹災，大夥的良心葉子全被擼光，乃至於枝幹也給砸趴下了。不倒的，是極少數。
為什麼知識精英們的心田大面積受災？直到劉秀開創的漢劉家第二帝國快滅亡時，仍然有人試圖在解答。東漢末年，有一位著名的民間學者，叫王符，在其不朽的名著《潛夫論》中將問題再度給擺了出來，他說：“自成帝以降，至於莽，公卿列侯，下訖尉令，大小之官且十萬人，皆所謂賢明忠正貴寵之臣也。莽之篡位，惟安眾侯劉崇、東郡太守翟義思事君之禮，義勇奮發，欲誅莽。功雖不成，志節可紀。夫以十萬之計，其能奉報恩，二人而已。”
王符的這個說法統計數字比較準確，但是未免有些激忿。他沒計算那些“中間群體”，即不與王莽政權合作也不起兵反抗的逃逸者。在另一端，殘酷的“十萬分之二”的反抗率，也印證了四十多萬知識精英的無恥嘴臉。如果一定以統計學的專業角度論事，那麼就應當注意“品質標誌”，通俗地說，叫“分類標準”。四十多萬知識精英應當包含“（上自）公卿列侯，下訖令尉”這麼一個範圍的“十萬之計”。因為，有知識的人去做官是那個時代的風尚。
放下這筆算了個大概齊的賬目不說，還得審視一番王符的“政治背景”，即他為什麼如此激烈地發言。
首先，他生活的時代背景有150年前劉秀生活的王莽時代同質複製趨勢，外戚熾盛，漢劉將危。
關於他的生卒，《後漢書？王符傳》沒詳載，只說他生於和安之際、卒於桓靈之際。和安之際中有殤帝一年，是為公元106年；桓靈之際，是在公元167年這個時點上。推算而言，他活了60歲多一點的樣子。
其次，他這個人很牛氣，《後漢書》稱他“耿介不同於俗”，即對社會政治持有強烈的批判態度，或言之，他是在借古諷“今”即用西漢“成帝以降”到王莽這一段，來影射桓帝政治以及稍前順帝政治。
順帝后期，王符30多歲，不到40歲，正值氣盛才熾之年；而桓帝（在位21年，公元147—167年）前半期呢，他已經50來歲，愈覺天下之不可救，如同他生命將要終息之勢不可逆轉，故而言辭更加高調。
嗚呼，老先生處於做劉崇與翟義而不得的境況，因為他手頭沒有一兵一卒。再說，後來人們的反抗未必一定非如劉崇、翟義一樣地起兵，比方說割據一方如公孫述者以觀天下而試叛之，也未嘗不可。
此話稍後即論，多說幾句的是這王符的影響力和牛氣。到南北朝漢劉家第三帝國劉宋時代裡，大史學家范曄把他列入了頂尖學者等級，即與王統、仲長統為“一傳三人”，該傳全稱為《後漢書卷四十九？王充王符仲長統？列傳第三十九》。范曄一口氣引述了王符的5篇文章，全出自《潛夫論》。《潛夫論》總共36篇，被列入作者本傳5篇，約為14％，非常了得！相比之下，到現在仍很有名的王充，有《論衡》85篇，范曄一篇未引；按當今哲學史“排行榜”，名聲稍遜於王充的仲長統，有《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