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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者基本上不同，但因為他們三人都出現在五、六十年代，古龍其實是受到二位前輩的影響的。只是為了區別於三、四十年代的舊派武俠文學，所以就將之稱作新派武俠。本文所論的則主要是以金、梁為代表的新武俠文學，但也兼及古龍的小說。
去年十一月底，梁羽生先生由移居國澳洲返香港接受嶺南大學頒授的名譽文學博士學位，在大學校方撰寫的《讚辭》中，有這麼一段話：“從1954年初在《新晚報》發表的《龍虎鬥京華》，到1980年在《大公報》連載的《武當一劍》，他一共寫了35部小說，合計160冊。其中《七劍下天山》、《白髮魔女傳》、《萍蹤俠影錄》、《雲海玉弓緣》等已躋身武俠經典行列。”同時，《讚辭》中又引用了梁羽生先生的處女作，也是新武俠文學的第一本小說《龍虎鬥京華》開篇時梁先生寫的一首詞《踏莎行》：
弱水萍飄，蓮臺葉聚，卅年心事憑誰訴？劍光刀影燭搖紅，禪心未許沾泥絮！
絳草凝珠，曇花隔霧，江湖兒女緣多誤，前塵回首不勝情，龍爭虎鬥京華暮。
五十一年前，連作者也沒有想到，這一首詞就拉開了新武俠文學踏足中國文壇的序幕，這一寫也就讓梁先生寫了三十年，正應了“卅年心事憑誰訴”的詞意，從《龍虎鬥京華》開始，一發而不可收拾，一寫就寫了三十五部作品，洋洋灑灑上千萬言；而金庸在一年多之後繼之而起，也寫作了十五部作品。一時，梁羽生、金庸在海外中國人中聞名遐爾。梁羽生的本名陳文統，金庸的本名查良鏞反而不為人所知。時至今日，人們仍以“梁大俠”、“生公”及“金大俠”、“金庸先生”來習稱這二位武俠文學的大師。金、梁並肩，崛起於香港島上，成就了一番新武俠文學的名山事業，迷倒了千千萬萬的中文讀者。流風所播，各路群雄競起，臺灣的臥龍生、諸葛青雲、司馬翎也連袂而來，但此三人其實都屬於舊派武俠文學的寫法，有別於此一路寫法的古龍未出道時對金、梁二人甚為敬仰。據古龍的朋友，臺灣武俠小說家於東樓先生告訴筆者，在古龍六十年代崛起於臺灣，漸成氣候時，他收到金庸給他的覆信時，有“驚喜萬分”的感慨。古龍自1960年開始嘗試寫武俠小說，初期的《蒼穹神劍》等都十分幼稚，及至1964年才以《浣花洗劍錄》等聲名鵲起。古龍一生寫了61部武俠作品，其部數比金梁二人的著作加起來還多。籠統而言，將這三者都算作新武俠文學的話，則新派武俠文學有116部之多。此三人的武俠文學作品先在港臺海外流傳，後又傳入內地，印數以數億冊計，又改編成電影、電視，風靡海內外，讀者遍天下。曾有人說，宋人柳永以詞名世，遂有：“有水井處必有人吟柳永詞”之說，今則應改為：“全世界有華人居住之處，必有金庸小說在流傳。”當然，當今世界已成地球村，進入IT時代，新武俠文學更以新的形式變體進入人們的娛樂、審美世界，恐怕將來飛船登天，宇航員在太空艙讀新武俠小說、看新武俠電影或電視劇也就不足為奇了。我舉這些事例是要說明，新武俠文學已征服了海內外億萬中文讀者。
然而，在當代文學批評史中卻存在著無視或歧視新武俠文學的傾向，以往的中國現代文學批評史或文學史的研究中，也對舊派武俠文學有否定與貶低的批評，甚至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將武俠小說等一類的“通俗小說”歸入批判的物件，在現代文學史上或略而不提，或橫加意識形態意義上的罪名。究其實，武俠小說在現代文壇上一問世就被人們賦以又愛又恨的角色，愛之者，喜其除暴安良，劫富濟貧，濟弱扶傾，著迷於其撲朔迷離的江湖恩怨，兒女情長的俠骨柔情，扣人心絃的驚險傳奇；恨之者，謂其社會影響惡劣，誤導青少年，鼓吹暴力，血腥殘殺，冤冤相報，復仇手段殘虐，更有甚者，指其怪力亂神，仙魔荒誕，盅惑年輕一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