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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集定題目的是劉春,我只是寫作業的學生。私生活裡的我道德水平並不高,所以看到大量來信,都盼我主持正義,我就發怵。主持節目可以,主持正義就玄了,同情容易,調查真相就難了,更難的也許還是說出真相。字字推敲都怕惹禍,這節目沒小事。
要知道在鏡頭前一時興起恍入無人之境不知天高地厚,那是個特殊狀態。有幾回案情所涉敏感而重大,等節目播出時我連看也不敢看,被子矇頭躲床上不想接電話,心慌慌到週一上班,沒準就來個警告。我犯過“錯誤”,後果沉痛,最難堪是連累公司連累同事。講老實話,我膽小,做觀眾的我看著電視上的我常會愣住,我怎麼會變成那樣?那不是我,那是另一個我。
我實在不是包青天,充其量是個竇娥冤,您以為我是義勇軍,其實我是僱傭軍,可我想說,僱傭軍打仗也玩命哪。鳳凰是我的僱主和恩主,可我對她如怨如慕,是她一而再、再而三地勉勵我、勉強我做這節目,但我還不得不感恩,是這節目把我硬推到我所不願面對的黑暗之前,逼我睜開眼看,喚起心聽,壯起膽說,我口說我心。因這節目,我改變了,我增長了。
三條命:短命、苦命、黑命。要想保命,保這節目的小命,我只有認命。認命的結果,是靈魂深處發生了革命。
近兩年,我沒得憂鬱症,得了兩種神經病。不知道為什麼,我喜歡把這病歸罪於《文濤拍案》的感染,這可以顯得我對工作很投入,用心來感受,而且還戲過了,以至人戲不分走火入魔黑了眼睛看社會。第一種病是極度缺乏安全感,走在路上見幾個人在身後,我就緊張,要麼加快走擺脫他們,要麼放慢,讓他們走到我前面。女性親友黑夜搭乘計程車,我會要求她在車上給我打電話,要當著司機大聲告訴我車牌號碼,中途我還忍不住再給她打幾次電話,以震懾司機可能有的禍心。有人敲車窗想搭我的車,我本能地一腳油門就逃。人多的地方我不敢去,人少的地方我更不敢去,現在簡直無處可去。於是我就去公司造輿論,說這屬於職業病,天天讓我接觸那麼多罪行,對社會治安我當然神經過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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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文濤拍案》的三條命(2)
另一種神經病就是懷疑一切。我是一九六七年生人,七六年九歲,從小有件事顯示將來我要做喉舌。記得那幾年上街遊行很密集,慶祝粉碎某某某、高呼打倒某某某,小學生也參加。老師看我字正腔圓童音高亢,就叫我領喊口號,口號老在變,變得太快,剛喊完“反擊右傾翻案風”,又要喊“打倒四人幫”。我完全不明白,照樣喊得響亮喊得喜洋洋,對根本不懂的東西,無法相信或不相信,只是個無所謂。北島老師有詩《我不相信》,可能他相信過,至於小學生的我,連不相信都不相信。
你看,語言會自生自長,話趕話就把我們家傳的多疑性格牽強附會上時代。不過談玄可以,做《文濤拍案》卻回回疑竇重重,因為說的全是真人真事,甚至人命關天,馬虎不得。我這輩子最討厭負責任,可到這兒你就得說話負責任。按說這節目雖然常遭刪改,但能活下來,已證明當今“社會能見度”在提高,可幾乎每回拍案,我們都為了搞清事實而焦慮。依據公檢法?公檢法也有可能出錯,更有可能“無可奉告”;依據媒體?失實新聞還少嗎?我常參看幾種報道,往往互有出入,哪個是真的?錄影現場一小時、幾小時停下來,就為辨別某個細節的真偽。有次錄到半夜錄不下去了,當時我是根據幾份報紙的訊息來講一案子,可越講越懷疑該案另有內幕,我們的立場不好擺。採訪相關人士,誰都不肯說。有位能接觸高層的“通天線人”,跟上面打聽,人家說這案子沒問題,我就接著又錄,可心中存疑,說話就是底氣不足,越說越彆扭,乾脆收工回家。結果是一宿白乾了,因為多疑的我想到後半夜,終決定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