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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仗。中國人這麼喜歡和平，是不是因為歐洲的王國都是在戰爭中建立的，而中國是由於和平或自願統一的？如果有一個根本的原因，是不是因為他們全都聽命於一個皇帝，而歐洲卻有好幾個國王？……【隨文注= Mitja Saje：Zadnja Dinastija in Izzivi Sodobnosti（《中國近代史》）；參見高王凌：“劉松齡，最後的耶穌會士”，《中國文化研究》2006年第4期（劉松齡研究之一）；美國人羅斯（E·A·Ross）1911年出版的《變化中的中國人》（中譯本，中華書局，2006，頁157）中寫道：“沒有一個民族能像中國人一樣，並不依靠警察和士兵來維持和平”。】在這中間，劉松齡還引述了孟子關於“定於一”的話。＇16＇
一場重要的爭論，——中國是不是“專制主義”？——就在這時發生在國際漢學的重鎮法國。它也許是在歷史上首次提出這一問題，其中部分原因則來自來華傳教士（特別是耶穌會士）。牽涉到孟德斯鳩（Montesquieu）、伏爾泰（Voltaire）、魁奈（Quesnay）等西方哲人。他們所依據的，主要就是杜赫德（Du Halde）蒐集耶穌會士報告撰寫的《中華帝國志》（1735）。據此魁奈提出，世界上有兩種專制主義，一種是合法的，另一種是隨心所欲的。中國可能是專制主義的，假如人們想這樣說的話，但它是合乎法律的而不是任意的。因為“中國政府的體制是以一種不可置疑的和佔絕對優勢的方式建立在自然法則之上的”。他抱怨他的對手們偏見太深。與之不同，孟德斯鳩區分了三種不同的政府形式：共和制、君主制和獨裁製。他把中國歸入獨裁製範疇（儘管他承認那裡人民無限幸福）。相反，伏爾泰讚揚中國的政府。他認為實質上中國不是專制主義國家，而是建立在父權制基礎之上的絕對君權制的國家。“這個大帝國的法律與安寧是以最自然最神聖權利為基礎的：孩子尊敬老人”。在所謂專制政府那裡，君主可以不受法律的約束，隨意剝奪公民的財產與生命。但在中華帝國，情況並不是這樣。伏爾泰甚至讚揚與他同時的乾隆皇帝，還打算跟他通訊。＇17＇
但是，當時所有人都沒有料到，包括耶穌會士報告影響在內的“反專制”思想，在那一世紀即十八世紀之末，卻引發了法國大革命。＇18＇而在中國，則於二十世紀之初推翻了大清，並在辛亥百年之後，仍對其不依不饒。
在所有這些方面，與“傳教”問題一樣，都存在著極大的爭議。但像基督教應否東來一樣，＇19＇；其實，清朝皇帝就曾以此種見解質問羅馬教皇。）這些也都並非劉松齡個人所應負責的問題。說到這裡，我倒覺得劉松齡批評乾隆的信件，＇20＇。）顯示出一些他個人值得稱道的人品。
在中國，劉松齡似乎擁有多重的身份，他是一個傳教士，傳教，是他的最高“使命”；照理，他只為傳教，別的世俗事一絲一毫不管；＇21＇但在實際生活裡，他同時又像是一名“外交官”，或“駐外記者”，向自己國家（或教會組織）報道駐在國的“新聞”，或在報章發表自己的發現；＇22＇有的時候，更像是一名“持不同政見者”；但與之不同的是，他同時也是中國的一名官員，負責“天文”等“科學”工作；有時也不免為了大清參加一些外交事務（乾隆十八年劉松齡即因迎接外國使臣“甚屬黽勉”，而被給予三品職銜）。＇23＇
劉松齡有這些思想（包括“罵皇帝”等），並不“丟人”。因此也許還擁有了特殊的史料價值（同類的也只有那些朝鮮史料）。其實，劉松齡提出這些批評，不論他的勇氣，還是內在的“道義原則”（包括他的“不同政見”、“人權思想”和銳利目光），都是很可觀的，不容隨意抹煞。
俗話說“一葉障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