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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的影片，因而被認為是死神之吻。1987年的戲劇獎評給了吉爾·戈德米勞（Jill Godmilow）那部呆板生硬的《等待月亮》（Waiting for the Moon），第二年評給了羅伯·尼爾森（Rob Nilsson）的《熱力與陽光》（Heat and Sunlight）。那一年電影節的平庸甚至在其整個平庸的歷史上也達到了史無前例、登峰造極的程度，安排放映的影片需要配一副高倍眼鏡才能看明白情節，比如《雷切爾河》）（Rachel River）、《貝瑟尼的靜寂》（The Silence at Bethany）等，該片以孟諾教派活動為背景，該教派介入一場星期日送牛奶事件引發的危機。許多發行商認為這屆電影節就像一種毒藥。比如，如果新影公司或者薩繆爾·高德溫公司的某部影片有可能獲獎，他們就會從聖丹斯撤下，以免被汙衊為“藝術片”。（這是一種象徵，即使在1989年之前，一部電影被冠之以“藝術”之名就已無異於接受了死神之吻。索德伯格被告知要把《性、謊言和錄影帶》稱為“偏門”［specialty］電影）
但是《性、謊言和錄影帶》中的人物可從來不會穿著bib overalls（美國的一種工裝，此處意即該片人物不是勞動階層——中文版編者注）。相反，這部影片以巴吞魯日（Baton Rouge）的城市雅皮士生活為背景，在拍攝過程中得到斯庫拉斯影業公司（Skouras Pictures）採購部主管馬喬麗·斯庫拉斯（Marjorie Skouras）的資助，這家公司曾在1985年成功發行過拉塞·哈爾斯特羅姆的《狗臉的歲月》（My Life as a Dog）並大賺910萬美元。在1980年代，很少的幾家像新影這樣的獨立發行公司直接投資影片生產最後都走向了破產，別的公司主要購買他們在電影節上看到、其他人投資的電影的版權。購片是一項悠閒的紳士的事業，那些資深從業人士回憶起那個年代時都備感親切。斯庫拉斯非常熱愛她的工作。她回憶道：“大家為某種正當的理由充滿激情地工作著。這項事業是跟藝術、導演打交道，而且還有一種參加某個團體的激動感。我們用很低廉的價格購到那些很有意思的影片。我從事這項事業的動機並不是為了賺大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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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製造 1989（3）
斯庫拉斯是這屆電影節評委會的成員。南希·特南鮑姆（Nancy Tenenbaum），朋友兼《性、謊言和錄影帶》的製片人，請她看看這部影片。當時這部影片還處於樣片狀態，而且也沒有一個足可炫耀的知名演員。斯庫拉斯沒有抱很大期望。她在某天晚上臨睡前把錄影帶放進錄影機，影片沒有讓她失望。影片幾乎沒有多少情節和動作，也談不上有什麼性。雖然片名很刺激，卻只不過是幾個人坐在一起談論性而已。她要不要呢？
特南鮑姆很明白。她第一次瀏覽劇本的時候心裡就已經拒絕了。“讀著好像很粗糙，”她說，“漫長的談話、大量的獨白。”但是，後來索德伯格打電話給她，說服她見見他。她記得索德伯格長得很像埃爾維斯·卡斯特羅（Elvis Costello），穿著一件紐扣一直系到脖根的襯衣，如果客氣點說，樣子顯得很過時。他嘴唇上翻，因為動過牙科手術，樣子顯得很謙恭。他說話的時候幾乎是在咬牙切齒。他似乎還過著獨身生活，吃著罐頭食品，比如Dinty Moore、franks & beans之類的東西。但是特南鮑姆很喜歡他。他想到什麼就說什麼，拍電影的態度也很嚴肅。他就像一塊璞玉。“他言談毫不修飾，非常理性。”她說，“從不衝動和感情用事。從不貶低什麼也不肉麻地推銷什麼。”她決定幫助索德伯格。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