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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見仁見智。在我看來，這個問題和托爾斯泰為什麼要讓安娜出走是同一個問題，我們回答了其中的任何一個，也便回答了另外一個。問題的答案既存在於長篇小說《安娜·卡列尼娜》中，也存在於托爾斯泰的日常思考中，尤其存在於托爾斯泰從出走到彌留的每一天的言行中。
11月1日，在阿斯塔波沃小站，重病中的托爾斯泰給長子寫信，有好幾次他因為淚水堵住了嗓子而不得不停止口授：“我親愛的孩子……我還想勸告你考慮考慮你的生命問題，想一想：你是誰？你是什麼？人生的意義何在？一個有頭腦的人應該如何度過一生？你接受的那些達爾文主義的、進化論的、生存競爭的觀點，並不能給你說明你的生命的意義，也不能指導你的行為。而不明意義何在、也不能從中得出不可改變的指南的生命只是可憐的生存。”
什麼是生命？生命的出路何在？為什麼生命中充滿那麼多的矛盾？為什麼生命必須揹負一個沉重而有限的肉體？如何給予生命以最大的甚至不朽的價值？為什麼會有死亡……這些問題時刻纏繞著托爾斯泰，使他至死都得不到準確的驗證。而在所有這些問題中，有關死亡的問題又是凌駕一切之上的，因為死亡帶走了看似永恆的一切。
在長篇小說《戰爭與和平》中，安德列公爵聽娜塔莎唱歌的場面，托爾斯泰是這樣寫的：“他突然意識到在他的心中那無限大然而還不分明的東西與那有限和物質的東西之間的可怕對立，物質的東西就是他本人，甚至是她，在聽她唱歌的時候，這個對立使他既苦惱又愉快……”生與死之間的張力折磨著托爾斯泰的主人公，同時也折磨著托爾斯泰本人。
在1879年的《懺悔錄》中，作家這樣寫：“——我似乎活也是活著，走呀走的，走到了深淵前面；我看得很清楚，除了死亡，前面一無所有——我要盡力氣脫離生活。”
11月6日，莫斯科的幾位醫生趕到阿斯塔波沃。這天，彌留之際的托爾斯泰跟所有的人道別。他溫情地望著杜尚醫生。後來她的小女兒薩沙回憶道：“我們給他換床單的時候，我扶著他的脊背，感覺到他的手在找我的手。我以為他想扶著點，結果是他緊緊地握了我的手一下又一下。我握住他的手吻著，盡力剋制自己不哭出聲來。這天父親對我們說的話使我們想到，生命賜予我們是有某種目的的，我們應當不顧一切生活下去，儘自己微弱的力量去侍奉予我們生命者和人們……父親突然用一個有力的動作支起身子，幾乎坐了起來。我上前問他：
“‘要整理一下枕頭嗎？’
“‘不，’他堅定而清楚地說，‘不。我只勸你們記住一點，世上除了列夫·托爾斯泰以外還有很多人，可你們只注意一個列夫。’”
再讓我們看看可憐的安娜·卡列尼娜，她已經決定倒在車廂的車輪中間。她的死與托爾斯泰本人的死是如此相似。托爾斯泰這樣描寫安娜的心理活動：
“一種彷彿她準備入浴時所體會到的心情襲上她的心頭，於是她畫了個十字。這種熟悉的畫十字的姿勢在她心中喚起了一系列少女時代和童年時代的回憶，籠罩著一切的黑暗突然破裂了，轉瞬間生命以它過去的全部輝煌的歡樂呈現在她的面前……”
最後，巨大的無情的車輪撞在安娜的頭上，從她的背上碾過去了，托爾斯泰用他那悲天憫人的如椽之筆，用他那“世界的良心”，令人驚歎地描述了安娜臨死前剎那的意識：
“那支蠟燭，她曾藉著它的燭光瀏覽過充滿了苦難、虛偽、悲哀和罪惡的書籍，比以往更加明亮地閃爍起來，為她照亮了以前籠罩在黑暗中的一切，嗶剝響起來，開始昏暗下去，永遠熄滅了。”
迷茫——出走——死亡，托爾斯泰讓安娜以這種悲劇性的方式完成了生命的解脫，這種解脫最後又不幸成為作家本人的死亡預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