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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1975年，還沒有看到佈教授此段解說，卻早已看到英國曆史家克拉克（Sir George N�Clark）所說：“用資本主義這一名詞去籠括現代經濟制度，是19世紀中葉社會主義者所發明的辦法”Braudel，Civilization and Capitalism 15th…18th Gentury，Ⅲ，The Wheels of merce；Sian Reynolds譯自法文（New York，1982），pp�，The Seventeenth Century；2nd ed。（New York；1947），p�11。。至於這名詞沒有適當的定義，我們既不能抄襲前人，又無法避免這一個題目，則早已目睹而身受。我離英返美的前夕，曾根據我和李博士以前發表的文章延伸而寫下這麼一段：現代商業習慣，注重資金活用，剩餘的資本必須透過私人貸款的方式才能此來彼往，因之得廣泛的流通。產業所有人又以聘請方式僱用經理，因之企業擴大，超過本人耳目足以監視的程度。而且技能上的支援因素，如交通通訊，還要共同使用，這樣商業活動的範圍，才能超過每個企業自己力所能及的界限。這三個條件以英文節錄則成wide extension of credit，impersonal management and pooling of service facilities。其重點當然是著重於商業資本。現代歐洲商業資本的發展，遠在工業資本之前，這是顯而易見的，即使馬克思和恩格斯寫《共產黨宣言》，仍重視國際貿易給“資本家時代”形成的影響。我這一段沒有直接指出的，則是上三個因素能夠繼續展開，全靠信用，而信用則不可能沒有法律支援。法庭的維護還不算，甚至警察權（police power）的行使，也仍要保障私人合同裡處理這上面三個條件的安排。所以這法律的後面即有一個國家的陰影。很多中國和日本的作家，寫到資本主義的形成時，不顧及成文法和不成文法保障商業的作用，好像資本主義可以單獨由商人一手造成，這樣就把中國近代史和歐洲近代史裡一個顯著的差別一筆勾銷了。
我們這樣的解釋，也不是不重視思想。資本主義之成為一種主義，則必有其意識形態。只是“資本主義的精神”務必透過真人實事，才能算數。以上所說政府耗費自己的人力物力，去強迫執行私人簽訂的合同，可見社會的風氣業已改變，也就是大多數的人，認為這信用一事，不僅是訂約兩方的利害，也直接影響全社會的福利與安全。所以韋伯一方面闡釋資本主義的精神認為賺錢不是壞事，而是好事。在這精神之下，賺錢不僅是手段，而且是人生的目的；也不受傳統“適可而止”的警惕所限制，而是越多越好。可是韋伯並沒有忽視社會組織。他提到資本主義的特徵，曾縷述企業和家庭分離，記賬有組織和條理，公司財產與個人財產在法律面前分割，貨幣和信用經常聯絡。講到資金活用，他又直接地說出：“你付一年六鎊［的利息］可以擁有一百鎊的錢存在手頭活用，只要你有誠實謹慎的聲名。”他更牽涉到法律的重要。法律不僅要確實，而且要徹底。在這時候韋伯更立竿見影地指出：“現代合理化的資本主義，不僅要有技術上生產的能力，而且還要有能讓人預為籌算的法制，並且又能經理正式的規則。”他又提出警告：“過於麻煩的法律和無法強制執行的法律，必淪為死法律”這些要點見於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Talcott Parsons譯自德文（New York；1930），，48。括號內二段依次序見於p�50及，以及“作者自序”，p�25。。
這些條件已和我們以上草擬的一段沒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