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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一部書和一張紙片有一定的地方，甚至他的肢體筋肉都要照工作的程式發生最大效用。工作的時候不開玩笑，耳目都不旁顧，對時間絕對重視，他常常對我說：“要是我還有五十年就好了！”
另一方面是一個問題沒有找到適當的解決，李博士是決不罷休的。有時他會像中國人所說的“結繩為記”一樣地把他的手巾打一個結，直到問題解決才解松它。他對上述問題也不是沒有切身的經驗。前述的陶蒲，也是他的朋友。對這問題寫了一部書。現在牛津大學執教的伊懋可（Mark Elvin），在做學生還沒有成名的時候，就經過李公賞識。他們幾十年前的通訊，還在他的檔案中。我和他談論的時候，安德生（Perry Anderson）新著一本《極權國家的世系》（Lineages of the Absolutist State）也和這所講的大問題有關係，書中也一再提到李公。此公對於節四十八的重視，是不言可喻的。這次我和他的談話不長，但是李約瑟對我全面撤退，重新再來作有系統搜尋的建議衷心地支援，以後我回美之後，他還一再由英國寄給我應看的書籍。
只是這樣一來，以前對我們作經濟支援的兩個文化基金，對我們要求繼續資助的請求，就不能通融了。過去他們對我們聯名的著作，還很熱心，現在聽到我們要在研究中國科技之間順帶地牽涉到英國土地制度和法庭程式，就覺得這種建議，總有些荒唐。而且我們的建議也要由專家評議，這些專家無法體念我們的困難。他們總是說：你們是漢學專家，要是你們做你們份內的事，我們甘拜下風，要是你們溜出你們專長之外去班門弄斧，那我們就不敢領教了。我們又解釋我們的目的無非用一種不同的看法，去重新安排已有的材料，庶幾所得的結論，平易近人，符合實況，與《中國科學技術史》的作風一致，並不是重新開礦，自鍊鋼鐵，另外設計地去製造機器。況且李博士也曾發表過討論英國曆史的文章，而我在密歇根大學唸書的時候，也選讀過十六門有關近代歐洲史的課。更不說李約瑟的凱易思學院也有好多專家，可供我們的諮詢，他的貼鄰現已去世的羅賓生教授（Joan Robinson）是世界聞名的經濟專家，也曾看過我們的文稿，提出過修正的建議，可見我們並非完全鋌而走險，異想天開。只是這種解說終於沒有用。這時候我得到了古根罕基金（John Simon Guggenheim Foundation）的獎學金，讓我去完成明末社會側面的一本書，這就是以後的《萬曆十五年》。所以我這次從英國回來之後，除了教書之外，約一年半專注於我自己的寫作。李約瑟和魯桂珍博士於1977年夏天來美，在我們的家裡住過一晚，我們稍微提到沒有完成的研究工作，此外我們彼此都把這問題暫時擱置了。
我們所做的工作，純靠經常接頭，在劍橋，我們每週討論一次，連引用書目和寫文章應用的字眼（vocabulary）都是在喝茶和散步之間決定的，這就不容易在橫隔大西洋的距離下繼續了。
布羅代爾教授在他的著作裡提及：“資本主義”這一名稱，雖經無數學者再三爭駁辯論，卻從來沒有產生過一個公認的定義。首先對這名詞作有意義的使用，似為蒲蘭克（Louis Blanc），事在1850年。馬克思，即從未提及資本主義。（馬克思用“資本家”、“資本家時代”和“資本家的生產方式”等。）這名詞被廣泛使用，還是本世紀的事。已經有些人，覺得這個充滿政治氣氛的字，一再濫用，實在是不成體統，主張凡是“有自尊心的學者”，應當將這字擯斥於他們字彙之外，永不使用。佈教授就此也說明，這建議雖好，其困難就是找不到適當的替身。此字若被禁止，則會在歷史上留下一個大黑洞。
我對“資本主義”的認識（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