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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一年的書，終止學業去從軍相當不智，可能穿上軍服後才發現戰事已經告終。多麼巧合啊！9月，###要南開、北大與清華——中國北部的三所著名學府，校園已被日軍佔領——合而為一，在我的故鄉長沙成立“長沙臨大”，所有費用由政府支付。這真是奇妙的情勢，戰爭把我的學校搬到我的家鄉，我們一分錢都不用付。相反地，政府還負擔我們的食宿。此外，政府還發給我們一件棉大衣以禦寒。我聽父親的話，決定繼續學業。
事實上，很少人在那個學期唸到書，許多同學及教職員很晚才到長沙。等到一切安排妥當，靠近上海的大前方防線卻已崩潰。12月，日軍進入南京，長沙臨大奉令再撤到昆明。負擔起費用的人走海路，從香港及海豐到昆明的後方。同時走陸路的步行團也組織起來，兩個月期間的食糧，由政府配給。
我沒有簽名加入任何一種方式，至少有一段時間算是終止大學學業。我從來沒有想過，十四年後，我會在美國繼續我的學業。我在1938年年初下了決定，父親和我長談了一次。如果我一定要去從軍，他認為我應該去唸軍校，取得正式的軍官職位。大規模的戰爭將是延長的戰事，我必須想到遠期的後果。戰事如果拖延十年以上，對我會有何影響？我的父親多麼深謀遠慮，不幸的是，他活得不夠久，看不到他的許多預言成真。如果他活到抗戰勝利，一定會給我更多的勸告，不過我也可能不會聽。
但是在1938年年初時，我並沒有和他爭論很久。我們達成協議，我並沒有被強逼去昆明，加入軍隊的決定也延遲了半年。到了夏天，情勢應該比較明朗。如果到我二十歲生日時，戰事仍然持續，我就可以依我自己的選擇行事。我因此進入報界數個月，結識了廖沫沙。
1938年春天，我在長沙等待半年的緩衝期滿，無事可做，毛遂自薦去《抗戰日報》工作，以求換得食宿，他們也接納了我。這是一份愛國報紙，社長是劇作家田漢。報紙是採半開大小的畫報形式，所有報道都刊在一張紙上。事實上，田漢忙著其他的抗日活動，編輯工作落在廖沫沙身上，還有一些其他人也來幫忙。但是，有一段時間只有廖沫沙和我是全職工作，床就放在辦公桌旁。當時我從未想過，他有朝一日會成為名人。他當然就是以“三家村”筆名寫作的廖沫沙，和其他兩位作家共用這個筆名，在北京的刊物上寫專欄，不時諷刺極左派。毛澤東對他們翻臉時，三個人都在1966年下獄，毛澤東趁此發動“文化大革命”。其他兩位作家就因此毀於“文化大革命”，只有廖沫沙倖存。至於田漢，在中國的地位就像美國的尤金·奧尼爾（Eugene O’Neill）或田納西·威廉斯（Tennessee Williams），也死於獄中。
直到最近，我才發現，我結識田漢及廖沫沙之前，他們已當了好幾年的共產黨員。不過對當時的我來說，不論知不知道，都沒有多大差別。在戰爭開打的頭一年，沒有人在乎誰是國民黨員或共產黨員。當時的共產黨員一派樂天，充滿溫情，和叛變壓根兒扯不上任何關係。唯一要注意的是，不要和他們起爭辯。他們會追著你到天涯海角，從戈壁沙漠跑到海南島，直到你同意他們的論調，他們才放你走。
中國內陸（2）
我還在《抗戰日報》工作時，就聲稱要加入國民黨的軍隊。我的一些朋友雖然不見得是共產黨員，卻建議我改去延安——當時是毛澤東的根據地。他們設立了一所“抗日軍政大學”，林彪是校長。我有一些朋友和同學在那裡，因此我對當地的情況多少有些瞭解。在抗日軍政大學，他們顯然唱很多歌。有起床歌，有早餐歌，有演講前唱的歌，有演講後唱的歌。鋪路挖坑時都有歌，連上廁所都有歌可以唱。
此外，他們還有一大堆的“主義”。在延安，人人每個月領兩元的零用
